人格的力量是无穷的——回忆我在周总理
身边的日子（上）
纪 东
4 R( N9 y" x7 @8 J* D. X$ A9 ? * g$ m& q# m* |周总理在工作中
& i) @" U' P) R9 Y- g8 l ( H4 x6 U4 k$ s3 f* ? e' R# X1961年，我应征入伍，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新兵。到1968年时，我已成为警卫团的一名指导员。那年8月的一天下午，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把我叫到他的家中，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向我宣布了一个令我十分意外的消息：“从即日起，调你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做秘书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因为被派到周总理身边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责任千钧重。尽管很光荣，但更多的还是意味着使命。
到周总理办公室后，我开始了长达8年的秘书生涯。刚开始，我是一切从头学起，抓住一切机会跟周总理学，跟那些老秘书学。在那段日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周总理的博大胸怀和超凡的人格魅力，真是受益匪浅。虽然时间已过去30多年，但周总理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眼前。他老人家在逆境中所展示的人格魅力，真令我无限景仰。
周总理的一次“国骂”
“文革”开始后，周总理就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思潮、极“左”行为进行着尖锐而又艰难的斗争。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批判，并且结合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纠正“文革”造成的影响。周总理批判极“左”思潮的做法，开始时毛主席是同意的，因为林彪事件的爆发，毕竟让他有所警醒。但随着批判极“左”的不断深入，势必会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这是毛主席不愿意接受的。江青一伙对批判极“左”思潮更是极力反对。因为林、江本来就是一丘之貉，只是各自目的不同而已。这些靠“文革”兴风作浪的野心家，对周总理早就怀恨在心，不断寻找机会向周总理发难。特别是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后，王洪文当上党的副主席，张春桥当上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上政治局委员，江青一伙的实力得到加强，开始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正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理论组王若水于
毛主席认为，王若水写那封信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他主张对极“左”思潮还是少批一些。毛主席的意见使周总理抵制、批判极“左”思潮和纠正“文革”错误的努力遭受挫折和反弹。很显然，在之后的日子里，大张旗鼓地批判极“左”思潮是不可能的了。周总理只好把批判极“左”思潮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并尽量把调子压低。
尽管这样，周总理的日子仍不好过，特别是1973年7月到12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毛主席连续三次批评周总理。这在客观上为“四人帮”向周总理发难鼓了气、壮了胆。
1973年6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美，同美国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文件。对此，外交部在一份简报中指出：“这是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周总理很赞同这种观点。但毛主席却持否定意见，他找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然后，毛主席要他们管管外交部的事，并说：“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致上了他们的贼船。”“要跟线不跟人。”“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这些话，毛主席没有和周总理直接谈，周总理是在会议上听其他人传达的。我当时看了周总理的会议记录，简直有些发懵，由于“四人帮”掌握了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厄运等着周总理。这期间，我很注意观察周总理的表情，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异常反应。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毛主席的批评在会上作了传达，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
再说王若水那封信，当时周总理看过信和其他有关资料，批示让政治局同志传阅后，就把资料和信交给了我。我把它们和毛主席批示过的其他文件一起装在专门的文件夹里，然后放在总理办公室单人床头的一个茶几上。这个单人床是为周总理临时休息准备的。我到西花厅时，周总理已很少有休息时间了，床上放满了文件。这个位置上的文件既明显又独立，不易同其他文件混杂，找起来很方便。
过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中直机关组织各单位包括各领导处的人员观看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那天周总理休息得很晚，我估计他要到下午5点钟以后才能起床，于是便跟同事钱嘉东商量了一下，我先去看下午的那场，他晚上去看。
记得电影开演后约摸过了10分钟，我忽然听到广播通知：“总理值班室纪东赶快回去，有车在门口等你。”我马上站起来，直奔门口，看到邓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坐在车里向我招手。我上车后，车子直奔中南海西北门而去。在路上，我问王炳文：“这么急，有什么事情吗？”
王炳文说：“总理找你。”
车到西花厅，我看到了钱嘉东，便问他：“总理找我有什么事吗？”钱嘉东说：“巧了，你刚走一会儿，周总理就起床了。找你，没说什么事情。”
我马上赶到总理办公室。周总理见我来了，直截了当地说：“把王若水的那封信和有关材料拿来。”我能感觉得出，跟平时相比，周总理的声音和情绪好像有点不大对劲。我嘴里答应着：“好的。”顺手从那个小茶几上把毛主席批示过的登载那封信的《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和有关材料拿了出来，递到周总理的手中。
周总理从第一页开始，一页页翻看，翻得很快，看得也很快。几份材料翻完，他猛地朝办公桌上一拍，劲很大，连桌子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接着，周总理把文件“啪”地朝地上摔去，我听到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周总理两眉紧蹙，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子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那几份材料散落在地上，我赶紧把它们一份一份捡起来，按顺序整理好，放在周总理办公桌的左边，然后悄悄地退了出来。
我想，这次周总理让我把半年前的文件找出来，肯定又是“四人帮”旧事重提，对周总理批判极“左”思潮怀恨在心，利用毛主席不同意外交部那份简报的观点，并让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周总理进行“批评帮助”的机会，进行报复。
周总理的那声“国骂”，是我在他身边工作几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次。可见，他当时内心的愤怒已经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才终于这样发泄出来。但我感到，即使在那一瞬间，他也在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周总理多么地不容易呀！
周总理的“忍”，不是软弱，而是他具有极深的党性修养和大局意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不得不“忍”；是肩上的责任，使他在常人难以忍受的情况下，仍咬牙坚持着。没有这个“忍”字，那个“忍辱负重”的“重”字，他又怎能担负得起啊！
周总理写错了一个信封
敢于承认并公开别人不知道的缺点和错误的人，是堂堂正正、无私无畏的人。周总理就是这样的人。
被周总理称为地下工作者“三杰”之一的熊向晖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书中写到这样一个情节：
汽车声响，周恩来推门而进。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号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掉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保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的事，毫不避讳，如实报告中央，还作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
几十年后，我有了与熊向晖同样的震撼。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周总理从头天下午起床后就接连开会，批阅文件，处理各种事务，到他离开办公室去卧室办公时，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以上。
突然，周总理在卧室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像平时一样，拿着准备记录的小本子和铅笔，快步赶去。进门后，我看到邓大姐也在。周总理靠在床头上，那张特制的小木桌架在双腿上面。
我站在周总理跟前说：“总理，您叫我？”周总理没有交给我批阅过的文件，也没有交代其他要办的事情，而是郑重、严肃地对我说：“我和你说件事情。”
他拿起一个16开的大牛皮纸信封对我说：“你看，我写错了一个信封。”说着，他把信封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用铅笔写着：
呈主席、林副主席批示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十月 日
林彪叛逃之前，周总理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封，通常都是这样的格式。我看完后，并没有感到十分惊奇，但我意识到这是周总理在极度疲倦状态下出现的笔误。因为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给毛主席写的报告很多，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差错。
周总理等我看完，又说：“我给主席写完报告，写信封时有些迷糊，写错了。我和大姐说后，叫你过来，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让你知道，以后注意帮我把好关。你现在就把这个信封销毁吧！”
我也很郑重地回答：“好的。”说着，就把信封撕碎，扔进了废纸篓。说真的，我撕着信封，听着周总理对我说的话，心里热乎乎的。我为周总理对我的信任而深深感动，也对他的坦诚由衷地敬佩。
周总理还叮嘱我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咱们三人知道就是了。”我说：“记住了。”随后，周总理又重新写了一个同样大的“呈毛主席阅批”的信封，并把已写好的报告交给我，嘱我发出。做完这些，他才准备睡觉。
事后，我一直在想，写错信封这件事，只有周总理自己知道，或是只有他和邓大姐知道。发现写错后，他撕掉也就算了，为什么要把我叫去，对我说了以上那一番话？我深深地感到，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周总理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周总理是林彪事件专案组组长，林彪专案材料由我负责保管。二是周总理要我们以此警醒，引以为戒，防止出现类似问题。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要注意替周总理把关，特别是把好政治关。周总理如此繁忙、劳累，又在患病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超负荷工作，为他把关，也是我们秘书的重要职责。三是周总理品德的高洁、人格的伟大。错了就是错了，哪怕是别人不知道的错误。他也不隐瞒、不回避，而是主动昭告他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可信任、可依赖、可托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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