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2015年6月14日在山西国学大讲堂上 - 老秘网_材夜思范文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道德与法都是治理国家、调节社会的重要手段。然而，就道德与法的关系而言，西方文化更注重法，法是科学理性从外部强行规范人们行为的产物；中国文化则更注重德，德是人文精神从人的自身修养出发自觉规范人们行为的产物。德，在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从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到社会公德，无所不在，如影随形地指导着中国人的言行。

关于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系，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长期争论不休。2014年9月24日，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大会，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系被确定为一个专家组的讨论议题之一。我在参加讨论时感到，有些法律方面的专家，过分夸大法律惩处的作用而贬低德治的作用；而有些儒学方面的专家，则片面夸大道德教化的作用而贬低法治的作用。这说明在当今社会，人们对德治与法治相互关系的认识，依然存在着很大分歧。

这次会议之后不久，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把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确立为实现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五大原则之一。《决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是对历代治国方略的科学总结和概括。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基本的社会控制模式，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共同贡献于人类的文明，贡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西周初年，周公摄政，分封建国，制礼作乐，推行了一整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对于巩固周天子的统治，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论证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周公提出“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以此改造了夏、商时代的“天命观”，强调天意不能脱离人意，统治者的地位主要靠德行来维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与此同时，周公强调德治的治国理念，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以德配天”，激发了人们道德意识的觉醒。

孔子极为推崇周公和周礼，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说，周礼是因袭夏、商两代典章制度，在继承中变革而形成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孔子主张遵从周礼。周礼所蕴含的德治思想，在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占有突出位置，其要义是用道德教化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孟子进一步提出以民本为核心的仁政学说，把德治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

孔孟德治思想的要点是：第一、为政以德。要求国君率先垂范，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修身立德，勤政尽责，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并选拔任用贤才来管理国家。第二、爱民惠民。强调为政不可违背人心，要“泛爱众”，给民众以实惠和“恒产”（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同时，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以使他们的善心得到扩充和发扬。第三、德主刑辅。孔子并不否认“政”和“刑”的作用，但他更强调“德”和“礼”在教育人，感化人，引导人，提升人方面的作用，由此奠定了儒家德礼优于政刑，德礼为主、政刑为辅的治理模式。

最初的法家思想，在春秋时期被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的发展，到战国末期，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主张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重要学派。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国家政权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是难能可贵的。

生活在战国晚期的荀子，溶礼法于一炉，提出“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他立足于儒家的“礼治”观，在“礼”与“法”的关系上，继承孔子的观点，认为礼是高于法的。而对于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却突破孔子，汲取法家的“法治”观，主张“礼法并重”，从而把“礼”与“法”当作治国安邦的两大根本手段。

《唐律疏议》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句脍炙人口的言辞，将这一治理模式做了简明的概括，使之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国策。

《论语》中孔子很少谈及人性，只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句话告诉我们，人性是从人的先天本能发展而来的，人的本能是相近或相似的，是人性形成的内因。人与人在习性上的差别是后天造成的，是不同的环境影响和个人努力程度的结果，后天的环境因素和个人努力，是人性形成的外因。对于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孔子没有说，这也为后世关于人性的探讨留下了空间。

人性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长期的发展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形成了“义”和“利”这一对基本的伦理道德范畴。一事当前，是“义”字当先，还是唯利是图，这是人们衡量一个人是性善还是性恶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人类异于其他物种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道德性。

围绕着性善还是性恶，中国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大致形成了四种观点：一是性善论。以孟子为代表，认为“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二是性恶论。以荀子为代表，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三是人性无善无恶论。以告子为代表，认为“生之谓性”，人性无所谓善与恶。四是人性既善又恶论。以西汉的扬雄为代表，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这四种观点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其次是荀子的性恶论。他们虽然各执一端，但都从一个侧面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中华文化特别注重自我修养和道德教化的传统。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在人自身的修养上，孔子注重从人的内心情感和行为上，去探究礼的根源。孟子循着这一思路作了进一步探索，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只要把人心中善的本性充分发扬起来，“人皆可为尧舜”。这一观点有力地启发了人们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使儒家在道德修养中更多地借助于自我反思、自我完善。

在社会治理上，孔子强调德治的重要性，主张“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不仅要求为政者要率先垂范，而且对百姓也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政”思想，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王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得民心，从而巩固其统治基础；君王实行仁政必须以民为本，“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给民众以稳定的产业，使他们安居乐业，才能逐步引导他们提升道德水平。孟子的这些观点，使德治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和孔孟从人心之仁出发去探讨礼的根源不同，荀子从人心之欲出发去探讨礼的根源。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荀子还从人的社会性上探究礼的根源，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荀子的观点很明确，人性所固有的欲望和人类所特有的群体社会生活，是“礼”产生的根源。“礼”的制定和推行离不开“义”，“礼义”的本质内涵就是“分”，也就是区分贵贱、长幼之别。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义”之于人类，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人为的，是先王、圣人为了治理天下而制定的。

荀子思想中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他融合法家观点提出的“隆礼重法”，礼法并用的思想，他把“礼”与“法”当作治国安邦的两大根本手段，事实上成为汉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

战国后期，秦国用法家思想富国强兵，于公元前221年消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然而，强大的秦帝国以武力治理国家，用严刑酷法实行残暴统治，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仅仅存在16年就灭亡了。

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深刻指出，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由此引发了一场事关立国思想、治国方略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总结出“可以马上打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历史教训，也理所当然地追溯到人性问题。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国策上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人性论上提出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区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斗筲之性”无“善质”，生来就“恶”，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中民之性"可上可下，可善可恶，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

西汉后期著名的哲学家杨雄，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的观点，认为人性具有善恶两种因素，它们都是与生俱来的，经过后天的熏染和学习，发展善的因素则成为善人，发展恶的因素则成为恶人。他强调后天的学习和修养，是对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思想的发挥。

西汉学者在人性问题上的这些观点，为汉代日渐成熟起来的“阳儒阴法”治国方略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阳儒”，就是公开倡导儒家思想，实行德治，教化人心，使人性中善的因素得到弘扬。这说明汉代统治者从秦朝灭亡的教训中认识到“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重要性；“阴法”，就是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推行并依靠法家的法治，使人性中恶的因素得到抑制，以维护其专制统治。这说明汉代统治者认识到人性中恶的因素是不可能单靠教化解决的，因而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具有了清醒的政治现实感。“阳儒阴法”的治国方略，既避免了单纯任用儒家思想的柔弱一面，也避免了单纯任用法家思想的严酷一面，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阴阳思想认为，天地万物之中都包含着阴、阳两种既相反又相成的因素。人性也是如此。人性中阳的因素即是善，阴的因素即是恶。我们说某人是善人，其实是指在这个人身上善的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说某人是恶人，其实是指在这个人身上恶的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道德与法就是根源于人性的这一基本特征而产生的，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道德的基本功能在于劝善，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恶。二者各有优长，也各有不足，天然地具有互补性。抓住互补性这一关键，就抓住了认识和把握德治与法治辩证关系的切入点。

德治着眼于弘扬人性中善的因素，强调教化在人格塑造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教化是使人弃恶扬善，强基固本的基本途径。一个人的进步，是修身克已、弃恶扬善的结果；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是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弃恶扬善、革故鼎新的结果。

马克思曾经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好与坏、荣与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基本范畴作为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形成一定的信念、价值观、习惯和传统，从而引导人们对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

道德并不是超自然的、先验的或主观自生的东西，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对社会存在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无论是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还是对于一个人来说，道德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它是人类前进的“目的地”；作为一种思想境界和内在力量，它是人类前进的“发动机”；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它是人类前进的“方向盘”；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它是人类前进的“交通警”。从个人角度看，人的自我发展很重要的内容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而人格的完善主要依赖于道德水准的提高。从社会角度看，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离不开道德的规范。德治既是治国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

德治固然重要，它也有天然的不足。人性中恶的因素是不可能单靠教化解决的，离开了有效的他律作保障，个体的自律是难以实现的，也是靠不住的。特别是对于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健全有效的他律，疏于监督和管理，就必然会产生不廉洁，这是被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的一条铁律。法治就是为了抑制和惩处人性中恶的因素，维护和增强人性中善的因素所发明的一种社会机制。惩恶扬善，正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法律的基本特征，一是它具有国家意志性，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二是它具有国家强制性，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对于公民而言，它是外部力量对个体进行的刚性约束,是一种不可违背的强制力，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违背了，逾越了，就要受到惩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社会而言，它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可以有效地防止把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威望上”的悲剧发生，是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生活在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看到法律和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已经看到人们的道德面貌、道德思想和道德素质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单纯用行政命令去实施领导，用严刑苛罚去整治民众，民众虽然会因为畏惧而求免于处罚，但是却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的，也不可能在内心中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甚而至于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还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用仁德去引导民众，用礼乐去教化民众，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而且会收到人心归服的效果。

老猫发表于 2015-6-20 12:52
# M: y0 G6 ]+ O! H7 b- N2 M! Q没机会现场听贾老论道，能够学习讲稿也不错啊。刚看到，下次贾老发文章，提醒通知声音哦。顺祝端午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