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眼里的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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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钱学森秘书的故事（上）
涂元季
我从1983年担任钱学森的秘书，至今已有25年了。这在秘书界也许是非常少有的。要说工作中有些什么感人、有趣的小故事，恐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想，先从我如何走到钱老身边讲起吧。
其实我走到钱老身边是有一段“曲折经历”的。有曲折才有故事呀。
说来话长。钱老1955年回国时，我在武汉市十五中念高二，班上有一个同学叫倪嘉陵，他父亲倪达书是中科院武汉水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一级研究员。在那个年代，全国的一级研究员是屈指可数的。有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同学去倪嘉陵家里玩。教授看到来了几个年轻人，便出来和我们聊天，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最近回来了一位大科学家呀，他叫钱学森。这个人可了不起！”他还说：“像我这样的人在国内这个领域算是一流的，但拿到世界上比，就不算一流了，而钱学森却是世界公认一流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钱学森这个名字，而且为钱学森感到骄傲。但当时绝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会来到他身边，成为他的秘书和学术助手。
1963年，我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情报研究所，从事人造卫星方面的科技情报工作。那时人造卫星作为一项工程尚未上马，我们主要是阅读外文资料，研究美国、苏联的发展情况，为我国人造卫星事业做准备。后来，人造卫星工程上马，我们的工作就更重了。在这里，我一干就是20年。在这期间和钱老也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或参加由他主持的论证会、协调会等，亲耳聆听了他那深刻的见解，并感受到他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能和果敢的判断。尽管有这些接触，但我仍感到与他相距甚远，他是大科学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
1983年9月中旬，情报所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说要调我到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担任钱学森副主任的秘书。这使我大吃一惊，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作答。领导说你不必马上回答，可以考虑两三天。
我要调到钱老身边的事马上就在所内外传开了。有人向我表示祝贺；也有人说，钱学森脾气怪，要求严，他的秘书不好当；还有人说到科技委这样的纯科技部门没什么权力，你去干嘛？这些话不能说对我没有触动，也是我那几天激烈思想活动中考虑的问题，但最后我还是下决心向领导表示“同意”。当时的一个主要考虑是，跟着钱老能学到许多科学知识，并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领导说，我们立即将你的个人意见向上级机关报告，原则上要求国庆节后上班，但还要等正式调令。这时已到九月下旬。我向领导请示，当秘书自由度小，我想在到任之前，回家探望80多岁的老母亲，国庆节期间一定赶回北京。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从北京回到武汉，只在家呆了几天，便于匆忙赶回北京。
这件事给我的一个深刻教训是：钱老的时间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极强，为人处世又十分认真，认真到大小事情都不能有丝毫差错。就说我来上班报到这件事吧，晚来一步，他就不要了。这个当头一棒也是我在当他秘书之前所上的第一堂课，让我终生难忘。
mso-char-indent-count:2.0'>尴尬的汇报
科技委综合秘书就我一人，其实就是干杂活儿的，凡首长专职秘书不干的，我都得包圆儿。什么收发首长的传阅文件、协调首长时间安排开会、做会议记录、整理首长发言、写会议纪要或简报等，这些工作都是我的。还有一件差事就是，若首长秘书有事或生病请假等，我得临时顶上去。这些工作虽然累人，成天忙得四脚朝天，但现在回想起来也很锻炼人。
刚到科技委时，钱老对我很冷淡，他心里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不守纪律的人，说了节后上班而不到，不像话！这其中的误会我当然不敢向他解释，甚至对他有畏惧感，有时迎面碰见，就低头绕过。谁知有一天，钱老在过道把我叫住，说：“涂秘书，你来科技委后我发现一个新现象。”一听这话，我以为钱老要夸奖我呢，便凑到跟前问：“钱副主任，什么新现象?”钱老说：“我发现你的普通话说得最差，有些话我听不懂。”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朵根上，连说：“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普通话。”钱老在美国呆了20年，但他一回国就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在钱老这句话的刺激下，我的普通话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还有一次，我向钱老报告事情，因为精神过于紧张，有点前言不搭后语。钱老不耐烦，打断我的话说：“你回去准备准备，准备好了再来向我报告。”我只好怏怏退出，认真准备了一个提纲后，再来向他报告，他才点点头。钱老讲话思维清晰，条理分明，逻辑性很强，所以他对别人这方面要求也很高。从那次以后，凡要向钱老报告的事项，哪怕是一件小事，我都认真对待，写好提纲后再报告。这对锻炼我的口头表达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钱老的专职秘书吴中秋因为还兼着秘书处副处长，行政事务很多，钱老本人的活动也多，有些活动吴中秋抽不出身陪同，就常常抓我的差。吴中秋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派的差我又不好拒绝。于是，形成一种对我来说十分尴尬的局面：越想躲开钱老，就越躲不开。我只好硬着头皮陪同他参加一些活动，或代替吴中秋为他整理讲话和文稿。接触多了，钱老对我的印象也在改变，这是我能够察觉到的。
过了将近一年时间，吴中秋工作变动，办公厅为物色新秘书来征求钱老意见，钱老表示：“还是让涂秘书回来吧。”但秘书长李庄不同意，说：“我刚刚找到个好助手，干吗给他。”于是办公厅王副主任又向钱老报告，说：“李秘书长不同意放涂秘书，我们再到情报所给您选一个，好吗?”钱老说：“涂秘书本来就是为我选的，我就要他。”就这样，李庄顶了几个月，最后还是科技委主任张震寰出面说服了李庄，并从别处调来一位年龄、资历和我相仿的秘书高万余，我才正式担任钱老的专职秘书。
钱老的人格魅力和他对人的感染，往往不在于他的“说”，而在于他的“行”。他担任技术领导职务时，常主持召开一些会议。北京冬天寒冷，为了保暖，会议室常常门窗紧闭。有人在开会时爱抽烟，弄得室内烟雾弥漫。在这种时候，钱老常常不说什么，而是默默走到窗前，把窗户开个缝。抽烟的人一看，赶快把烟灭了。而且此后在钱老主持的会议上绝不会再抽烟。
现在，钱老已有90高龄，但身体尚好。许多人向我打听，他是怎样保养的?其实，钱老的生活很平常，吃的多半是老北京人的家常便饭。他刚回国时，组织上给他家配了个一级厨师。钱老知道后，就说他家用不着高级厨师，只配个普通炊事员就行了。在他的坚决要求之下，才把那位一级厨师调走。部队的炊事员是什么水平呢?就是从新入伍的战士中选一个踏实肯干的，送到京西宾馆培训三个月，然后到首长家上岗。一个十八九岁的农村小战士，培训三个月，能做什么菜呀?钱老从小在北京长大，他喜欢吃面条、饺子、馄饨，也爱吃小米粥加馅饼，有时还吃点小窝头。他回国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家物资供应匮乏。为了保障他的生活，组织上给他家配发了一个“特供证”。但钱老后来主动把“特供证”上交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了“特供证”，买什么都困难，还要排长队。这种情况被钱老家附近的甘家口商场副食店的同志知道了，他们主动告诉钱老家的炊事员，说：“钱老为国家作这么大贡献，我们理应照顾。你以后不用排队了，店里来了瘦肉排骨什么的，我们给钱老留一块。你直接来取。”在那个困难年代，钱老家里就是这么度过的。每当我们想起甘家口副食商店的领导和职工，心中都会涌起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
一年春节之前，我去钱老家，炊事员说：“首长想吃豆沙包，可我不会做。”听到这话，我心里酸酸的，一位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想吃点豆沙包居然都吃不到。我爱人是四川人，会洗豆沙。我就让我爱人洗了一包豆沙，送到钱老家，并告诉炊事员怎样将豆沙做成馅。春节期间，我去看望钱老，
再说房子问题。钱老刚回国时住中关村。自上世纪50年代末搬进航天部那套公寓单元房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这期间领导曾多次动员他搬家，还表示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级别给他盖一栋小楼，可他死活不要。他的理由是：“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回国的人好多了，我不能脱离一般知识分子太远。”到上世纪90年代时，我动员他说：“钱老，和您同船回国的人大部分都当上了院士，院士现在都搬进了新居，比你这老房子好。”我还将清华大学为杨振宁和林家翘盖的小楼照片拿给他看，林家翘当年考进加州理工学院还是钱老推荐的。我说：“您若住进这样的小楼，可以在院内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钱老却摇摇头说：“你别再讲这件事。我在这里住惯了，你让我住进小楼，我浑身不自在，能对身体有好处吗?”从此，我理解了老人的心情，再也不提搬家的事了。
钱老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可他对工作、对事业的要求却非常高，这在科技界是出了名的。以前我曾写过一些文章介绍，这里就不说了。
几十年来，钱老在肩负的任务那么重大、工作那么繁忙的情况下，仍然认真对待每一位向他求教的人，亲笔写了几千封回信。我们将这些凝聚钱老情感和对各种问题看法的书信整理成《钱学森书信》一书，那里面既有科学思想，也有科学精神，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钱学森书信》的出版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也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科学家，包括一些院士教授等都给予很高评价。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先生专门来信称赞这本书，说：“先生思锐识卓，我钦佩之至。”并将此书推荐给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钱老的三位秘书，我、李明和顾吉环作为该书的编者，能为钱老办成这一件事，是莫大的荣幸。几年来，尽管我们很辛苦，甚至累得生病住院，但我们最终的认识就一个字：值！
身为普普通通的秘书，能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样的称赞，难道还不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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