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写文章算不上什么可以骄傲的事，不能写文章则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在当今时代，写文章已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而是对识字的大多数人的基本要求。一个公务员，连基本的公文都不能写、都写不好，那是绝对达不到合格标准的。 我在县级、地区级和自治区级党委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忙的都是文字活。接触到的大多数公务员都渴望有一些好的公文写作参考书，我也浏览了所能收集到的公文写作书，客观地讲，感到“理想”的不多。 正如我在书中所力求证明的，公文写作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任何一门学科知识的掌握，都可以从普及和提高这两个层面上来入手和把握。介绍公文写作学知识通俗的普及读物已经很多了，纵深研究、理论探索的书也不少，两样加起来已足以汗牛充栋。那么，为什么我还要来写这样的一本书呢？我这本书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想，普及和提高之间总该有“第三条道路”吧，雅俗之间应该能结合在一起。公文写作学是滥觞于写作学、语言学、秘书学这类学科的，本身就带有“边缘性”，偏向哪一方，都给人一种回归之感，远离哪一方都会产生玄而又玄的现象。只有从中找到一种结合的语言、结构，才能说清其中的道理，才能证明其中的规律，才能阐释其中的内涵，才能张扬其中的个性，从而适合于初级和中高级公务员的需求。 还是从我选择的书名说起吧。我为什么用“方法”这个词呢？方法是一个渊源久远的古老概念。西方“方法”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由“沿着”和“道路”两个词组合而成，其意思为沿着某条道路前行。这当然是古代哲人对方法的朴素的框定。在现代意义上来理解“方法”，则应指从实践上、理论上把握现实，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途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说过：“有了良好的方法，即使是没有多大才干的人也能做出许多成就。如果方法不好，即使有天才的人也将一事无成。”（《巴甫洛夫全集》第5卷，人民卫生出版社，第17页。）我相信这一点。我选择方法论作为切入点，围绕写作前、写作中、写作后的几个过程即公文写作准备、公文操作技巧、公文表现手法、公文整理程序中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进行介绍，并力求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同时，我对一些理论性和技巧性问题进行整合性的探索，追求思想的完整性和思路的清晰性，就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学习公文写作的独特视角，使读者从中找到入门之径，掌握提高之法。 任何一本书的作者都力图写出新意，不然就没有这本书存在的必要。我也努力在书中重点突出这个“新”字。我力求采用当今公文写作中最新的方法对公文写作知识和技能进行分析，选择材料以最新为首选的原则，正如上面提到的，在语言表述上也寻找一种新的结合，结构上更是我认为最合理的配置。书中从篇目看有些同类相似，实际却不同。我每章都力求写出新意，并非邯郸学步，陈陈相因。比如书中所提公文写作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强调精神状态等问题，都是普通写作学和公文写作学中不触及的题目。又如在材料的选择上，国发〔2000〕23号文件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李瑞环于2000年3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全会上的闭幕词等都是同类书中的最新收录。诸如此类，目的除了希望能给读者面貌一新的感觉外，更重要的是期盼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兴趣。  虽然朝着这些目标去努力，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到我为此殚精竭虑的痕迹，但是因为学力肤浅、思考不足、表述不及等原因，回看起来，有许多问题未能深入展开，许多问题表述不够清晰，相信还会有不少偏执与错误之处，这都是亟待方家们斧正和批评的。 算起来，我也是公文研究队伍中的一员了，认识不少的老师和专家，甚至这个圈子中的权威人物。写成这本小册子，请名人写一个序以壮声势还是不难的，而且这也是无可厚非。实际效果呢？“建国40多年来，经领导推荐，报刊宣传，有的甚至自己宣称将获诺贝尔奖等所谓‘科学成果’曾屡见不鲜。但是科学是严肃的，时间是无情的，这些被吹捧上天的工作现在绝大多数都已成为过眼烟云，昔日的宣传徒然成为人们偶尔提及的笑柄而已”（《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光明日报，1996年1月13日）。想到此，我也就释然。邀请名人作序，或朋友熟人介绍推荐，甚至开一个所谓的研讨会，在报刊上进行炒作式的宣传，以谋求一些廉价的赞誉，都是不能最终树立自己的声望的。我始终认为一本书的成败得失，应由读者批评、时光冲刷、历史检验。 于是，我就自己来写在前面的话。 如果写在前面的话就叫序，这就算序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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