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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蘅: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摘要: 提要:毛泽东的文章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气,既标新立异,又光彩照人。他的政论文是用文学翻译政治、传播思想的典范。其文章充满了政治家的气势、思想家的敏锐、作家的文采、学者的渊博和大师的幽默。时下党风、文风弊 ...
文稿修改演播室


   第四,这是最重要的,无论什么报告、讲话,总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得出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结论,许多警句广为流传。一首歌好听不好听,看它是不是能流传开来,能流传多少年;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好不好,看这其中的句子能不能让人记住,让人引用,能存在多少年。好的句子是思想的结晶,是文章的名片,是文章传播的商标,能提升文章的品位和知名度。毛的讲话是一个领袖在指导工作,不是一个官员在应付,更不是一个小学生在背书。他的许多讲话、报告就是他对时局、对某个理论的研究成果。即使延安窑洞里那样艰苦的条件,那样紧张地战斗,他还是坚持读书、写作,认真准备讲稿。奠定了抗日战争战略思想的《论持久战》就是毛1938年五六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而即使是在一个普通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也能谈及人生观、生死观,产生了“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名言。出访在外,接见留学生的即席谈话也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样的名言。这是真正的政治家、学问家的讲演,他胸有成竹,词从口出,既无政客式的作秀也没有刻意去附庸什么风雅。虽然,许多现场讲话在后来发表时作了一些修改,但那种轻松、自然、活泼、灵动的风格却留存下来,这是一种内功,单从字面上是永远学不来的。

   现在收入《选集》、《文集》中的约119篇“讲话文章”无不体现了毛的这种风格。对一个干部来讲,会讲话,是能力的表现;对一个领袖来讲,会讲话是领导力的表现。而全党上下讲真话、讲新话,不讲空话、套话,则是党的生命力的表现。

二、毛泽东怎样写公文文章

   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因为这是具体事务,通常由公务人员来做。在封建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后来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这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徵;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曾为徐幕僚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曌檄》的骆宾王;直到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总之,这些公文之类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依马草军书,撒豆成兵。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半是军情、政情所迫,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第一点,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亲自动手,不要人代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毛的公文文章是领袖水平,不是秘书水平。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现收入四卷《选集》和五卷《文集》中的共约348篇。毛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责,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38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为民的公仆,况且所干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甚至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为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年4月毛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

尚昆同志: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毛泽东四月七日

   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

陈伯达同志: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它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毛泽东六月四日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不该是大人物去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第一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语言专家季羡林先生也常说不要羞于查字典。真是大声希音,深水不波。而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肯亲为公文,却又爱寻词觅句,去做作秀文章。

   第二,公文是实打实、一对一地工作指导,直接办公,要想一想是给谁看。必须准确、平实,禁用空话、套话。

   公文属应用文、实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实用,陈言务去,不要套话,直指核心。如果说毛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这一类则是实打实、一对一地工作指导,直接办公。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笔,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所以一要准确,二要平实。准确,就是说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一针见血,到底要干什么。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建国初期,百废俱兴,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平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要东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样,那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你虚与委蛇。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中特别加了一段“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代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的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这就是说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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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2013-12-23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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