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改有时比写作更重要。落笔字字珠玑，谁也吹不起“一笔准”这个牛。鲁迅手稿看上去文不加点，但不少手稿是改抄后的文本；托尔斯泰也常常把整段整章的文字撕掉，一遍遍重新写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作者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文章是个好习惯，说明他有求深、求准、求新、求美的追求。修改的过程是升华思想、修炼内功的过程。改得越苦，功力越有长进。思路欠通要改、表达不准要改、文字罗嗦要改、句子太长要改，改而后读，读之不上口还要改。越改越好，那是一定的。 文坛上有“改我一字，男盗女娼”的说法。这种态度未必明智。《毛选》《邓选》都有不少修改。还有一种顾虑是：稿子被别人修改，就显得自己水平低。这大可不必。一字不改或改动不大，未必证明作者水平高。修改稿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领导有领导的考虑，专家有专家的角度，报纸有报纸的要求。 有一个体会，年轻时怕删改别人的稿子，因为还不大懂得写作的艰辛；岁数大些了反而愿意别人帮助修改稿子，因为懂得写好稿子的不易；稿子原文照发，倒觉得忐忑不安。请领导和同事把关、润色，心里踏实。别人修改的稿子不管改动大小，悉心琢磨总会有所收获。善于从别人对自己文章的修改中学习，这才叫聪明，也是做人和作文的更高境界。一个作者，如果缺乏容人容言的雅量和谦虚好学的品格，是很难进步的。 有句话说“医不自治”，再高明的医生得了病也要找医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别人的修改比自己的修改更重要。像人民日报“今日谈”这样三五百字的短论，有时要改掉一半，这不稀奇。当然如果时间允许，给作者提意见，请作者自己改更好。如何既保持作者原意，又符合发表要求，把握好修改的度同样重要。这个问题可以另当别论。 人民日报“任仲平”的文章，确有一套讨论和修改文章的工作机制。时任社长的张研农同志对这种机制概括为三句话：“七八条枪、七上八下、七嘴八舌”。 “七八条枪”，指的是一种组织架构。“任仲平”成员来自全报社，有社领导、有部主任、有资深记者、编辑，也有入社不久的年轻人。大家各有专长，平时各忙各的，有任务一召唤，便跨部门选人组合，项目负责制，任务完了就散。所以“任仲平”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产物，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像获得总书记批示的《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一稿，有来自6个部门9个同志参加。《论三贴近》有7个部门13个同志参加。 “七上八下”，指的是一种工作标准。大家精心、精致、精当创作，一稿、二稿、三稿，最终定稿，其间必经若干反复，以至推倒重来，直到所有人都觉得“还行”。成稿时，往往已脱胎换骨。比如，《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改了9稿，结构多次调整，段落再三修改，文字反复斟酌，题目是倒数第二稿才改定的。2008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走好全国一盘棋》，写了近两年，初稿4万多字，改了14稿。2007年获中国新闻奖的《长征，迎着民族复兴的曙光》，改了11稿。 “七嘴八舌”，指的是一种民主风气。在“任仲平”内部，无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都可以对社长、总编辑发表不同看法。这样做，有时是为了文章框架，有时是为了主要观点，有时只是为了一个字词或标点的用法，实在统一不了，甚至会通过“票决”的方法来定夺。 未经历“任仲平”创作过程的，可能觉得一个稿子写上两年，改个10多遍，是不是太夸张了？还真不是。一位年轻同志开玩笑说：“这种写法像是‘魔鬼式拉练’。” 当然，不是每天都磨稿子，也不是每个稿子都这样磨。有的课题，起草的时候主旨和重点并不清晰，需要调整；有的课题，写着写着对问题的认知发生较大改变，得重新梳理。这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主题重大、结构复杂、文字较长的大型政论，的确需要反复斟酌。这种写作机制，与我们所了解传统的“主笔制”很不一样，更多的是借鉴了文件起草的工作方式。其最大好处是便于吸收各方面意见、集中各方面智慧，对于主流媒体，不仅是适用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 也不是所有评论起草修改都应该都需要这种方式。观点见仁见智、文风有个性的署名文章，如时评、随感、杂文等等，应该更加多样化。评论的编者和终审领导也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尊重作者的创作劳动，不要轻率地大删大改别人的稿子，更不要只按自己想法强求作者改稿子，或者自己动手代别人写稿子。 我当编辑的体会是：坚持把关原则，尊重作者个性。如果两者无法调和，就与作者直言出建议：要么改稿子，要么另投它处。没有大缺陷，只做技术性处理，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拿起笔就从头到尾删改稿子的做法未必可取，有时甚至可憎。作者和编辑最好的合作方式，是充分交流和互相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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