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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