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前后的毛泽东

古田会议前后的毛泽东

 

廖汉奎

1929年春，红四军入闽后打了许多胜仗，建立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此正是“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由于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士兵成分较复杂”，又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地反映到军内和党内来，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和流寇思想等各种错误倾向不断滋长和蔓延，甚至“红军中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工作，而只想跑到城市去……”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意识到“党内错误思想的存在不克服，不斗争，只能使军队失败”。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在龙岩召开，由于准备仓促，“会议没有一个明确的导向，采取的讨论方式多种多样，所以与会者即席发言，自由讨论，毫无约束”，致使有些意见偏激，“且有相互指责的情绪，毛泽东和朱德也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产生分歧。作为主持会议的陈毅，力图不偏不倚，息事宁人，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以求和解与团结。会上，毛泽东虽阐述了‘要坚持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但是没有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反而“这次会上错误思想占了上风”，毛泽东被排斥，前委书记改由陈毅当选。毛泽东当时的正确主张未被采纳，表示“保留意见”，又因身患疟疾，于是离开红四军，到闽西养病，并亲自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年7月20日，毛泽东同贺子珍、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出席并指导了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在上杭城关（太忠庙）召开，“由于会议继续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上失去领导中心，缺乏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而在会上放手自由讨论，结果无组织状态开了3天会，毫无收获。这次会议没有开好，使朱德深深感到要加强红四军党的建设，必须确立政治上的中心，加强党的领导机关的建设。他同广大指战员一样，已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因此，会后他与郭化若、彭祐等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但由于毛泽东大病未癒及其他原因，终未回到红四军中。”

红四军脱离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按当时的错误路线行动，不听毛泽东的劝阻，“冒险打硬仗”，离开闽西，出击闽中，冒进东江，“结果惨败”。这是“红四军党内军内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的一次集中暴露”。红四军广大指战员从“血的教训”中提高了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认识，希望毛泽东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1929年10月初，陈毅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从上海日夜兼程赶回闽西。“10月22日，在广东松源与率领红四军出击东江的朱德会晤，并在当天向朱德和前委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报告了中央指示的主要精神（指示毛泽东和朱德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充分肯定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陈毅向前委同志坦率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承担红四军“七大”会上采取调和折中致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压抑”的责任，表示“和同志们一起纠正过去的错误”。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知错就改，即写信向毛泽东认错，坦诚恳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并派人专程将中央“九月来信”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中央“九月来信”和陈毅的“检讨信”后，精神十分振奋，从上杭苏家坡赶到长汀参加全委扩大会议；12月初，红四军开赴连城新泉进行整训，此时“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领导人之间不计前嫌，勇于自我批评，历史又将他们紧紧联在了一起”。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胜利召开，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并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朱德、陈毅为前委委员。

古田会议结束，正迎1930年元旦，红四军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毛泽东的指示，为粉碎敌人的“会剿”，决定调出闽西，打到江西去，以扩大红色政权，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30年1月3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转战江西；毛泽东指挥第二纵队阻击来犯之敌，掩护主力转移。1月5日，毛泽东针对林彪右倾悲观思想，在古田赖坊协成店住处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那种不愿经过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1月7日，完成阻击任务后，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离开古田，北经连城、清流、归化、宁化，西越武夷山，向江西挺进。此正是“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上，风展红旗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