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月活动心得体会:读一点马列经典

  最近，习近平同志到国家行政学院调研时，语重心长地要求国家行政学院学员都要读一点马列经典。他说：对马克思主义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年轻的同志，有的过去没有读过经典的，要补上这一课。5个月前，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时也提出：“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都应当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课程，专门讲授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指导学员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结合起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习近平同志要求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学员读马列经典，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读一点马列经典，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现阶段主要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列经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只有从源头上去学，才能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理解，自觉运用。
    读一点马列经典，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合格的成熟的领导干部。
    读一点马列经典，有利于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是领导干部科学分析问题，科学判断、科学决策、科学制定行动方案的基础。马列经典都是经典作家们科学思维方式的产物。马列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们充满了科学分析、科学判断、科学论证、科学结论，贯穿着科学的思维逻辑和科学思维方式。坐下来，读进去，就能被它们所深深吸引，被它们所折服。因此，常读、熟读马列经典，对我们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十分有益。
    读一点马列经典，有利于提高理论鉴别力。有些错误观点、错误理论，为了取得人们信任，往往引经据典，貌似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们或断章取义，或移花接木，或照搬照套、生吞活剥，或任意曲解。如果没有读过马列经典，极易轻信，上当受骗。读一点马列经典，我们就有了理论鉴别能力，不会被一些简述读物或二手资料引入迷途，从而保持理论上乃至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
    正因为读马列经典这么重要，我们党历来十分强调领导干部要读一点马列经典。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要求高级干部读五本马列经典：《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这 12本书被毛泽东称为“干部必读”，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教材，武装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
    今天，我们倡导读一点马列经典，并不要求每个领导干部都照着这些单子去读。邓小平精辟地提出过读马列的原则：读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精”，说的是要读经典；管用，说的是要结合工作实际，要有针对性，学以致用。比如，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要读《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要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学习唯物史观，要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读《共产党宣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读《哥达纲领批判》；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要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做妇女工作的，要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做青年工作的，要读《青年团的任务》，等等。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提示，实际上，上述每一部经典的当代价值都不限于某一项工作、某一个领域，而是从事各项工作的领导干部都应该读一读的共同经典。比如《资本论》既是经济学，也是哲学和逻辑学。
    近年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李长春、刘云山同志主持下，2009年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出版问世。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两套书“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落实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要求。
    现在有很多领导干部读书很少，更不用说读马列经典了。这种状况，与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员称号不相适应，与我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份不相适应。相反，最近有人看到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翻看马克思的著作。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论》在资本主义世界走红，成为畅销书，人们想起了这位伟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揭示，禁不住要重新研读它。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马克思专为我们写的书我们反倒不读，说得过去吗？
    当然，马列经典，有些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加上历史年代久远，需要背景知识，初次接触，有些同志不一定都能读得懂。这就需要知难而进，需要坚忍不拔。正因为难，才需要读；难点攻克了，理论素养就提高了；一遍一遍地反复读，理论水平就上去了。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马克思针对阅读《资本论》的困难时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读马列经典，就要有这种登山精神。据毛泽东自己说，《共产党宣言》他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就翻阅，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启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他就多次翻阅。毛泽东的体会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

 一    
    图书分类自古是一门学问。目前，我国大多数图书馆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这部上世纪70年代编制、后来多次修订的分类法，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将知识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加上马克思主义和综合类，将图书分为5大部分22大类。
    笔者征求各学科学者和有关领导干部意见，认为，在如此纷繁的学科门类中，一般领导干部阅读，主要涉及下列学科门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的文献、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政治学、法学和法律、军事理论、文史、一般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环境科学、计算机知识。
    这些学科门类下面，还可以细分若干二级类目，如：哲学，可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宗教；经济学，可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和增长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管理学、财政金融；政治学，可分中国政治学、西方政治学、行政管理学、民族理论、人权理论、国际政治；文史，可分语言文字、文艺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一般社会科学，可分社会学、人口学、领导科学、人才学、公共关系学、科学学、未来学、信息学、系统科学、行为科学、社会调查方法。
    二    
    开列推荐阅读书目，古已有之。
    孔子为了培养理想的合格从政人才，整理删定“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指定学生阅读。“六经”堪称我国春秋时期“后备领导干部”指定阅读书目。
    在唐代，推荐书目受青年士子们的青睐，敦煌遗书伯2171号，被人称作“唐末士子读书目”，是现存较早的推荐书目文献。
    元初学者程端礼号召青年学子读书作官，他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详细叙述读书的内容、次序和方法，给青少年制定了3个阶段的读书计划。
    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主张读书讲究实用。他在《思辨录》中，为青少年开列了《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和《十年涉猎书目》。
    由清初三大儒之一的李颙口授的《读书次第》，为学者开列了一份详细读书清单，包括书目34种，参考书目数十种。
    龙启瑞于清道光末年撰《经籍举要》，为学子开列经史子集4部典籍要目，他选取诸生急需精读之书，略述其内容得失，指点阅读方法。
    清光绪初年，一些读书人问张之洞：“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张之洞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在藏书家缪荃孙协助下，仿《经籍举要》，编成《书目答问》。他们挑选2200余种图书，以指引治学门径。
    “五四”运动后，仍有知名学者开列国学推荐书目。
    1920年，胡适开列《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列举31种古籍。
    1923年，《清华周刊》向一些名家征稿，请他们开列国学推荐书目。胡适应约编辑《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后又修订精简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该书目不收音韵训诂之学和前四史、《资治通鉴》等书，但收录古典小说。
    同时，梁启超应约编辑《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收录图书约 160种，后又针对青年学生精简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梁启超不同意胡适“把史部书一概屏绝”而收编《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之类的小说。
    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发表《中学国文书目》，收录39种古籍，但大都不适合当前中学生阅读。
    1925年，顾颉刚开列了一个书目，含14种书，作为“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包括《山海经》、《世说新语》、《大唐西域记》、《宋元戏曲史》、《马可?波罗游记》、《徐霞客游记》、《西秦旅行记》、《梁武石室画像》、《洛阳伽蓝记》、《唐人说荟》、《元秘史》、《陶庵梦忆》、《桃花扇》、《南洋旅行记》。
    同年，孙伏园主持的《京报副刊》征求学者推荐“青年必读书十部”，70余人应征。其中鲁迅的论点颇为特别，认为看中国书让人脱离人生。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但是，后来鲁迅自己就曾于1930年为别人开列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列书12种：《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名人年谱》、《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世说新语》、《唐摭言》、《抱朴子外篇》、《论衡》、《今世说》。1942年，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初版。该书开列10余部国学经典，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等。
    同年，汪辟疆为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开列了一个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包括10种图书：《说文解字》、《毛诗正义》（孔颖达）、《礼记正义》、《荀子》、《庄子》、《汉书》、《资治通鉴》、《楚辞》、《文选》、杜诗。
    1953年，经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名家审订，北京图书馆开列了《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选图书20种。其中却不见《周易》、《论语》等。
    1973年，台北三民书局出版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推荐26种图书。1978年，钱穆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指出，有 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即《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
    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其中第7章是“中国文化基础书目”。他以该章内容为基础，经过修订，在《书林》（1982年第5期）发表一个书目，推荐“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40种书，包括文学、史学、哲学思想和科学4方面。
    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舜徽的《中国古代史籍要籍举要》，解释历代史学名著200余种。
    1994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思想文化典籍引导》，收录85部典籍，特别指定其中《周易》、《论语》、《孟子》、《老子》、《孙子兵法》、《史记》、《纲鉴易知录》、《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幼学琼林》10部为“有文化的中国人必读书”。
    1997年9月，清华大学教务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编印《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编者参考校内外专家意见，提出供清华大学本科生试用的 80种书目，分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4类，每类20种。
    1998年，北京大学纪念百年校庆时，由50多位著名专家、教授推荐北大学生应读书目30种和选读书目30种。
    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王余光主编的《中国读者理想藏书》。该书编者收集 80种中外推荐书目（其中，中国书目54种，外国书目26种），运用计量方法，对80种书目所荐图书加以统计，以被推荐次数多少进行排序，一一介绍。
    三    
    开列推荐阅读书目，不仅中国人，外国人亦然。
    1929年，美国文学评论家考利（M.Cow-ley）与人合著《改变我们心灵的书》，从当时美国各领域知名专家共同推选的134种图书中，按照得票多寡遴选出12种“对于当代美国精神影响最为重大的书籍”。
    1945年，英国作家奚普（H.Shipp）也推选了10本“震撼世界的书”。
    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在数以百万计读者中开展评选活动，评选出“人类有史以来的20本最佳书”。
    1986年，美国哈泼—罗出版社出版由迪瓦恩（C.M.Devine）等编的《哈佛大学有影响的书籍指南》，反映113名哈佛大学知名教授推荐并且对他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图书。
    1991年，日本讲谈社《现代》杂志根据专家学者的推荐，从近120年的出版物中，选出“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化的100本书”，并发表在当年1月号。
    西哲叔本华有云：读好书的前提是不读坏书。书目就是指引我们读好书的门径。中国传统学问中目录学历来被视为读书的“钥匙”，掌握了它，读书人才能“胸有丘壑”。现在的领导干部要读的书更多，如何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从掌握书目开始，仍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