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变发展方式背景下重新审视浙江模式

 

中国模式是当前海内外舆论的焦点，国内外出版的相关书籍不下百种，文章更是难以计数。这些研究者提出的中国模式的定义，林林总总，让人眼花缭乱。但概而言之，不外乎三个层次，第一是在哲学层面上的描述，如认为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华之道”，第二是在制度或体制层面上的描述，如认为中国模式是“市场列宁主义”、“有管制的市场经济”，第三是在政策层次上的描述，如认为中国模式是以追求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笔者倾向于接受目前我国学术界主流的一个意见，认为并不存在中国模式。因为任何一种被称作模式的发展道路，都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有效性、可复制和长期性。本质上说，中国模式问题是在国家间关系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也就是在可供其他国家或地区学习的意义上，才有探讨这个问题的必要。根据这个前提，哲学和制度层面的中国模式，显然是不存在的，而在政策层面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很多政策或做法确实引起了很多经济体的兴趣，前来取经者有不少，因此，大体上可以说具有模式化的可能性。但如果考虑到这些在一定阶段行之有效的政策或做法，处于不断改变中，有的虽然有效且可复制，但本身已经暴露出诸种弊端，成了要改革的对象，因此，尚不能遽然就将之上升为发展模式。

　　但是，确实存在着试图将“中国做法”模式化的强有力趋势。这些做法的核心是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建构起来的一整套“发展经济”的办法，经营城市，土地财政，引进外资，大搞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国有投资膨胀，农民被上楼等等。在最近十来年间，这些做法得到快速的复制，被相当多的地方奉做非常有效的经验。这一试图把这些做法模式化的趋势，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笔者概括为“三个等不及”：1．以增长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竞争加剧，追赶的压力迫使政府的干预力度加大，等不及市场创造出产值；2．要素的高级化，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资源价格的上升，产业转移，经济金融化水平的提高等，迫使政府深度介入以创造高级要素，等不及要素自发升级；3．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等不及城市自然的成长。上述三个方面共同作用，使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倾向，随便在国内走走，就能发现，各地的政策口号、城市景观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曾经风靡一时的地方创新模式竞争，即所谓的“兄弟竞争”，似乎成了明日黄花。

　　在过去30年，尤其是前20年的地方模式竞争中涌现出来的浙江模式是最具原创性的区域经济发展经验。根据一些学者的描述，浙江模式是在地方政府默许保护下，同中央政府不断地进行制度博弈中形成的一种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金祥荣，1999）；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和自组织经济模式，是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秩序模式（冯兴元，2002）；是一种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史晋川，2005）。简单地说，浙江模式是一种内生的以民间企业精神为主要推动力的市场演进模式，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市场自发扩展导向和企业家导向。

　　当然，这一区域经济创新模式是在类型学意义上描述的，现实中的浙江经济奇迹，有着更为复杂的动力机制，其内部是多元化的，对外也是开放的，国际国内经济大势的变动以及其他地方的创新，都具体、深刻地影响着浙江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使这一模式处在在动态的、不断杂交的状态。

　　作为一位浙江经济的观察者，笔者注意到，面对着有可能被模式化的“中国做法”，浙江模式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十年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转型压力。比如宏观经济领域的变化和政策调整，总是最先给浙江中小企业造成很大的冲击。浙江省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再领冠全国。浙江模式的代表性城市，如温州，最近几年一直在寻求突破。与浙江朋友的接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焦虑。

　　浙江的现实以及有可能被模式化的“中国做法”的扩张，使浙江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但是，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总的政策背景下看，真正需要质疑的是正在走向封闭的“中国做法”。前面指出的那些被视作发展“圣经”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使经济出现繁荣，但所要支付的成本越来越高昂，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转变发展方式，其实就是转变所谓的中国做法，在目前阶段，我们不要急于总结模式化的经验，而是打破日渐封闭的趋向，用再解放、再改革、再开放的精神，指导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这个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浙江模式，浙江模式也面临着再次发扬光大的历史机遇，并且肩负着一种新的使命，那就是为日渐模式化的中国做法提供矫正的经验。

　　其中浙江模式的两大核心，即市场扩展和企业家精神，尤为重要。

　　在日渐模式化的做法中，政府主导下构建起来的经济增长机制，是最核心的一条。转变发展方式，首要的就是政府要从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中退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浙江模式中蕴含的市场导向和企业家精神，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两者间的平衡。浙江模式比较好地解决了两者的关系。但是，过去若干年日渐模式化的各种做法，导致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向着政府、国企一面倾斜，市场空间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企业家精神有衰退的迹象。

　　这里笔者指出两个征象：

　　第一个迹象是所谓的“第二代效应”或经济过早地进入了“富裕导向”阶段。中国传统上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成，第三代从企业领域退出，转向艺术等领域。这实际上是企业家精神的衰退导致的产业的老化。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描述了这一现象：当外部条件改变时，常常难以改变一些已经逐渐顺应先前力量的制度，这导致产业的老化或僵化。企业的利润不是用来投入改进技术和更大的资本设备上，而是用于夸耀性消费。“抵制变革、僵化、躲避冒险、注意力从生产转向消费和财富，这些都是经济的老化。即便是最明智的政策也不容易扭转这个过程。”

　　产业发展一般有四个阶段，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浙江需要考虑的是，是否出现了从要素导向和投资导向跨过创新导向阶段，直接进入到富裕导向？什么是富裕导向？迈克·波特这样描述：“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第一代企业家逐渐凋零，取代它们的是习惯在体制内活动的新生代经理人。企业、工会相继失去冒险精神，也缺乏竞争的热情，创新冲劲与敢向成规挑战的勇气也不复见。员工因收入提高，视野开阔，而不再热衷工作。劳资的互不相让又成了改善生产力的根本障碍。”

　　笔者在浙江采访时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一些企业家将利润不是投资于技术创新，而是投向利润率更高的领域，比如地产、资源，这导致早期所立足的产业领域陷于停滞。笔者接触到的几位企业人士对于技术投资问题，都避而不答。从政府获得的科技投入数字，也不让人乐观。笔者所担心的是，浙江积淀下的巨额民间资本，不是用于投入产业和技术创新，而是投资于房产、遍地开花式的投机性投资、进行夸耀性消费。

　　因此，有必要担心浙江是否出现了经济过早衰退的问题。例如，2010年，房地产投资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5％。在2010年浙江省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中，除娃哈哈、华立、吉利等近30家没有涉足房地产开发外，其余70余家企业均染指房地产开发。这导致制造业投入不足，产业升级缓慢等问题。

　　第二个迹象是所谓的“费正清困惑”。知名企业观察家吴晓波援引过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一段话：“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因为质量再好的捕鼠机如果没有捕鼠的特权也无法工作。在中国企业家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种倾向，不是与同业之间展开公平的、基于创新的竞争，而是热衷于从政府那里谋取特殊地位。在很多时候，商人间攀比的不是创新能力而是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中国做法”强势扩张，甚至有可能走向模式化或封闭的情况下，浙江模式的内在价值不仅不能放弃，相反应当大力弘扬，同时根据当前的现实，对其进行创造性阐释。

　　首先，大幅度减少政府的公司性行为，从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卷入和干预转变为制度性条件的改革和创新，率先由具有公司导向的增长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避免被利益集团俘获。比如各地都出现的动用公权强制拆迁，就是政府不同程度地被利益集团绑架的结果，要改变这一弊政，尤其要着力于法治建设，创造一个民本导向的经济体。

　　其次，防止出现产业提早衰退和老化。政府要做的是引导企业从要素导向、投资导向进入到创新导向阶段，而不是跨过创新导向阶段，进入到富裕导向阶段。政府要围绕创新进行制度改革和建设，尤为重要的是金融创新、战略性产业向民资开放、创新文化的塑造等。在这个意义上说，必须遏制地产行业的无节制膨胀。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浙江创新经济的环境将受到重创。

　　再次，着力于消除影响或限制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度和法律障碍。中国传统社会乃至今天之所以存在商人热衷于谋取特权，根本的原因是社会中存在着对企业家才能发挥起限制作用的制度的或法律的障碍。政府的作用是不断消除这些限制，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创业环境。一个人在成为企业家之前，在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之前，是无法事先确知的。马云是在上海开始创业的，但并不成功。如果当时的上海市政府知道马云未来会成为大企业家，恐怕就不会让他离开了。他在浙江取得了成功，是因为这里有着更好的创业环境。正如奥地利学派代表性人物德托索指出的：“不要无视任何人的企业家才能，这至关重要。甚至是最卑微的人，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那些最缺乏正式知识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至少拥有点滴的知识或信息，在某个历史时刻，它们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价值”。浙江有代表性的企业家的成长证明了这一说法，鲁冠球、邱继宝等都曾经是“最卑微的人”，都是崛起于“草根”阶层。

　　最后，企业和政府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打破正在走向封闭的发展模式，再解放、再改革、再开放将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和巨大的商业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将会诞生出一批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在过去的30年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里，出现了鲁冠球、李书福、邱继宝、宗庆后等企业家，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现了马云等企业家。在新的阶段，浙江一定会诞生一批新的企业类型和企业家类型。希望浙江模式成为孕育企业家的摇篮。（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