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三部曲”

好东西自然要认真学习！

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进而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同时需要加强法治文化

标题起的很抢眼，法眼法力，赞

盾不出村组、社区，大纠纷不出乡镇、街道。

不断提升法治建设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品位

写得很好，方法论文章，游泳

提高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是每个基层干部的必须选项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基石与难点，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关键环节，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具有根本的影响。 　　“枫桥经验”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枫桥区人性化改造特殊人群“四类分子”的大胆创新与实践，可以概括为“发动和依靠群众，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因其效果显著得到毛泽东的肯定。50余年来，“枫桥经验”也在自身的检视中日益丰富和拓展，从阶段斗争经验演变为基层社会管理经验。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新的历史时期，历史积淀的“枫桥经验”及其走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都具有参考意义。        检视“枫桥经验”：新问题与新挑战 　　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基层社会在经济社会体制转型中不但积累了许多旧问题与矛盾，同时还不断凸显出大量新问题与矛盾。这对转型中的中国维稳提出更大的挑战，全国各地在探索社会管理经验过程中，虽然形成了颇具成效的做法，但仍普遍存在着共性问题：第一，社会管理具有较浓的维稳色彩，没有跳出“刚性维稳”的窠臼，干群关系变得紧张。第二，忽视社会管理效率原则，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投入大量维稳成本而成效不明显。第三，侧重方式创新而非体制改革，治标不治本，产生“内卷化”现象。第四，因信访压力选择短期化策略，加强事后化解环节，甚至偏离法治轨道。 　　“枫桥经验”同样也面临着转型过程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一是群众诉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利益诉求成为主体诉求。随着群众了解政策、信息渠道的畅通，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进一步觉醒，政府由原来“依靠群众解决矛盾”变成现在“解决群众提出的矛盾”。二是群众诉求反映的渠道变多、手段更新，对解决问题提出了新课题。“从逐级到越级”“从信访到信访”“从书面到网络”，小矛盾演变为大问题的风险不断增大。三是群众诉求解决的矛盾呈现复杂化、关联化、尖锐化等特征，解决矛盾的难度日益加大。从“家庭琐事”“邻里纠纷”等小事演变为“征地拆迁矛盾”“劳资冲突”“环境污染”等大事，群体性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针对上述新问题和新挑战，“枫桥经验”作为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一度也陷入了治理困惑，但又囿于宏观体制和自身能力，一时难以创新有效应对机制。 　　正是关注到全国基层社会普遍面临的维稳压力，以及“枫桥经验”个案的现实遭遇，在2013年“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首次提出要“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有20多处强调“治理”，并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这些都给“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         “枫桥经验”再出发：走向社会治理 　　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再出发，探索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目前重点推进以下社会治理工作。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标准化。借“全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为契机，枫桥镇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标准体系，建立一站式社会服务管理平台、构筑多元化社会矛盾治理体系、创新融合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推进现代化基层综治信息平台建设，使基层社会治理更具系统性、科学性、导向性和时效性。 　　实施社会治理“一张网”工程。从整合资源入手，将“千条线”融入“一张网”，有机整合市镇村三级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确保社会治理工作中基础性、根本性、底线性的职责融入网格。  本帖隐藏的内容  　　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作用。避免政府包揽式治理，进一步探索与行业协会合作解决劳资纠纷与权益保障，在原来组建六个专业调委会（社会团体）的基础上，鼓励民间和事佬、老娘舅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 　　突出民主法治的基础性治理作用。开展“枫源式”行政村创建活动，通过“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协商推进村级实事工程，通过“村民代表网格化”就地调处村级矛盾。开展“规矩型”村干部队伍建设，促使村干部更好地遵纪守法。落实村级“五件事”工程，严抓农村“三资”零违规、“四不”承诺零违背、“四违”零容忍、村级工程零投诉和村级公务零招待这五件事，对违者进行纪律处分甚至法律制裁。 　　“枫桥经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嬗变过程，既是“枫桥经验”的自我革新，也为全国各地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重要启示。 　　从“碎片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型。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枫桥经验”的核心是群众路线，在今天又特别突出了公众参与，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格局。 　　从“凭人治理”向“依法治理”转型。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各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标志。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尊重法治、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不能为了摆平问题而偏离法治轨道。“枫桥经验”作为化解矛盾的典范，又特别注重调解法治化、仲裁法治化、审判法治化等环节，形成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的思路。 　　从“单一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型。社会治理不能采取单一行政手段，需要进一步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枫桥经验”作为综合治理的经验，更加重视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民主、道德、文化和村规民约等多种手段。   　　从“末梢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型。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枫桥经验”作为“立足于早，立足于小”的经验，非常注重基层党建创新、政府权力规范、民生事业改善、劳资关系和谐等源头性、基础性工作，有效防止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掌握社会治理的主动权。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方向是依法办事、依法治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始终要尊重民意、发动群众，尊重法治、敬畏法律，通过合作治理与规范治理相结合，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本相结合，传统群众工作与现代治理技术相结合，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唯有如此，“枫桥经验”才能与时俱进。作者：卢芳霞

推进全民守法。推进全民守法，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切实担当起法治建设的责任，加强法纪约束，带头引领示范，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进而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同时需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注重把法治文化与机关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建设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断提升法治建设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品位。还应把法治建设与持之以恒地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相结合，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让遵纪守法成为公民良好的习惯和崇高的追求，让人民群众在法律的约束下、在道德的驱使下，更加自觉地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注重体现人文关怀。对那些诉求虽不合理但生活确有困难、需要帮助的群众，作为党委、政府不能够推出去不管，要注重法外施情，采取政府救助、社会救济等帮扶措施，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也是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是把散布在各部法律、各项政策里面的有关规定加以综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