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根源是什么？
胡颖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根源，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产业素质不高；二是消费结构不合理。与其说它是个监管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和经济命题。
首先，产业素质不高迫使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为降低成本从事违法违规行为。近年来，我国食品产业发展迅速，但同时存在，准入门槛低，食品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集约化程度低，自身质量安全管理能力不足。据国务院食安办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食品生产加工单位44.8万家，其中80%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经营主体约323万家，有证
餐饮单位约210万家，无证照的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更是难以计数。
农业生产更为分散，种植养殖环节还主要依靠2亿多农民散户生产，监管难度可想而知。药品领域也类似，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在发展型地方主义的逻辑下，争相上马药厂和药品集贸市场，形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区域性医药产业布局。加之产业政策缺失等原因，我国药品企业也呈现 “多、小、散、低”等问题。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药品生产企业（含**饮片和医用氧生产企业）6913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2591家；药品批发企业1.3万家，药品零售企业和门店经营企业34.1万家；农村共有药品供应网点55.4万个，分布极为分散。
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这是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基础薄弱的最大制约因素。现实中，制药企业价格杀价愈演愈烈，许多企业面临“卖针剂不如卖矿泉水”的尴尬境地。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制药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求得生存而违法违规操作，带来不容忽视的药品安全隐患。另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发生的“铬超标胶囊”事件，已经检测出胶囊重金属铬超标的各类药品，全部都是低价普药。
其次，消费结构不合理给低质量食品药品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恩格尔系数处于50%以上时，消费结构为生存型，政府将食品和医药产业作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福利事业牢牢控制，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不易发生；当系数在40%至50%之间时，消费结构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政府监管体制改革滞后于产业的高速扩张，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呈高发态势；而当系数低于40%时，消费结构趋于稳定，监管体制机制趋于完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亦趋于平缓。
当前，我国许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在40%至50%之间，人们尚未高度重视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客观上给低质量食品药品提供了生存空间。在不合理的消费结构下，企业很难通过品牌和质量来获取高额利润，不得不采取低质低价竞争的策略吸引消费者，用大量广告和销售代表来推销产品，进而导致我国食品药品企业面临“长不大也死不掉”的困境。可以说，低端市场的广泛存在诱发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也就陷入“防不胜防”的境地。
“城里有城里的货，农村有农村的货”。许多农村居民购买预包装食品根本不看品牌和保质期，只要能买得起、吃着香就行，从而出现“问题食品”专供农村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