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是永恒的战斗力

保密是永恒的战斗力——“两弹”背后的保密故事

刘伟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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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道路上，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成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霸权主义者曾经扬言:中国若进行核试验,就必须对他们的核设施、核基地加以摧毁。为了对敌人可能发动的袭击进行防范，党中央采取了极其严格、极为特殊的保密措施，在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下，从科研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建立了十分严格的保密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保证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维护国防安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岁月悠悠，“两弹”背后鲜为人知的保密措施、感人至深的保密故事，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他们被约定俗成地称为“草原人”

1958年初我国开始筹建第一个核武器研究院,知道的人提及它时只是使用其代号：九院，即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后来在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成立了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九院的总部也设到了金银滩，因保密需要，对外称“221厂”。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从221厂研制组装后运往西部试验场的。221厂的厂区位于金银滩草原的中心地带，占地约570平方公里，但保密的区域遍及整个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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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从北京的科研院所、东北的军工企业奔赴221厂。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即将从事的事业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但是，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始终都遵守着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该问的不要问，知道的也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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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厂还有“一问三不知”的保密制度———问你干什么的，不知道；问你在哪里干活，不知道；问你的通信地址是什么，不知道。上不传老，下不传少。大家都严格遵守这个保密制度。很多人在那里工作十多年，家里的亲人、朋友都不知其工作单位的性质，只知道是保密单位，邮政地址是   信箱，等家里知道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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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这样。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调到保密单位”，其他的什么也没说。他的妻子许鹿希后来回忆讲，邓稼先到基地一干就是28年，由于工作的保密性质太强，其间很少回家，每次回来总要嘱咐她，不要让北京医科大学的同事到家里去，不要向北医的领导、同事说你丈夫是干什么的，领导要问的话，就说做保密工作，后来北医领导是在看了邓稼先追悼会的报道后才知道许鹿希的丈夫是中国功勋卓著的“两弹元勋”。

当年221厂的工作人员约定俗成称自己是“草原人”，工厂内部报刊也以《草原工人报》命名。多年以后，凡是在221厂工作过的人都拥有一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纪念章。同时，还都有一本“为开创和发展祖国核事业而奋斗的草原人”的纪念册。

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参试的七八千人没有走漏一点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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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L5 E0 k1 y* h2 s$ T9 @& \" mYear="1964" Month="10" Day="16"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w:st="on">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国、前苏联、英国 、法国之后，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代号为“596”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为保证试验顺利进行，防止任何意外发生，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公安部三家抽调干部组成了保卫保密小组，主要负责保密范围的控制，对参试人员的保密教育，进场参试的物资准备，物资包装防震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警卫措施。保密小组的工作十分细致。何日起程进场，在哪个火车站装车，伪装保密措施如何，小组人员都要一一检查、落实。各单位装车出发时，小组人员都要到现场去了解车辆检修情况，规定车速、车距，提出安全保密要求。

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中央专委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特别强调了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这次试验要严格保密,万一不成功,让外国人知道了,风险会更大。凡是和试验无关的人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我的妻子、中央委员,因为她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也没有对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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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张爱萍将军向参试人员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周总理有关保密工作的指示,并在各方面得到了确实的落实。为了保密，有关试验内容被编成绝密级的密语。首次试验密语为一○六四,实弹为老邱,装配为穿衣,弹在装配间为住下房,弹在塔上为住上房,雷管叫辫子,弹上插雷管叫梳辫子,测试叫诊断,剂量叫体温,气象叫血压,起爆叫零时。于是,“原子弹在塔上开始插雷管”就变成“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这样一句近乎黑话的密语。 这次核试验的保密工作极其成功,参试的七八千人没有走露一点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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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的一张蘑菇云图片被裁掉了地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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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4年至1966年，中国完成了三次核试验。八一电影制片厂1966年摄制完成了记录中国三次核试验成功的彩色纪录片《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该片定于当年10月1日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上映，并陆续在全国各地放映。新华社摄影部提议该纪录片上映前，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三次核试验的照片。新华社为此请示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以及有关业务人员专门开会讨论。会上，唯一全程参与三次核试验拍摄的摄影记者孟昭瑞，带去了三次核试验时由他拍摄的烟云、火球等多幅照片，并详细汇报了拍摄情况，会议结束时选出了四幅，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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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 Z! I K6 A; O! zDay="30"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w:st="on">1966年9月30日，罗舜初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个请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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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新华社提出，为了配合公开放映我国一二三次核试验的影片，他们要求发表有关核试验的新闻图片。现选了四张图片，经研究不存在什么机密问题。现将准备公开发表的四张图片呈上，是否要发表请审定。此致，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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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孟昭瑞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总理军事秘书周家鼎通知他，立即到中南海西门取总理的批件。晚些时候，新华社摄影部的发稿编辑从孟昭瑞手中借走了四幅照片的底片。9 N1 s _& j5 sYear="1966" Month="10" Day="1"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w:st="on">1966年10月1日，这四幅照片出现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为了保密起见，报上那幅1966年第三次核试验的蘑菇云图，下方的地面部分被裁去，因为周总理认为，原来完整的图片有可能透露蘑菇云升空的高度。周总理这种精确到每一个细节的保密意识，让孟昭瑞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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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科技工业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同时，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部队与社会联系的日益紧密，外资企业和境外人员的大量涌入以及信息网络、现代办公设施和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 使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更加隐蔽、尖锐，给保密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没有保密安全，一切努力都会化为泡影。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更要发挥党的优良传统，时刻不松保密之弦，严格保密制度，加强技术防范力量和监督检查力度，使保密工作成为永恒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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