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倘若没有对大丈夫气节的崇尚，写不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动人格言；司马迁倘若没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不会忍辱负重写出绝唱《史记》；范缜倘若没有对无神的坚定信念，没有追求真理重于求官的高尚人格，写不出力挫王侯与群儒的《神灭论》；曹操倘若没有统一中原的雄心，写不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的豪言壮语；杜甫倘若没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就不会佳句连珠，成为一代诗圣；岳飞倘若没有对山河破碎的悲愤、收复失地的热望，就不会奋笔疾书：“还我河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陆游倘若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拳拳赤心，写不出“位卑未敢忘忧国”，“忧国复忧民”；张载倘若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就不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立“关学”；王夫之倘若没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使命感，就不会埋首石船山，苦心孤诣，精品等身。倘若没有对祖国积贫积弱的忧心如焚，对独立富强的魂牵梦绕，没有“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急迫使命，孙中山就不会率先喊出“振兴中华”，提出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毛泽东倘若没有对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力的信念，写不出《论持久战》；“千年思想家”马克思，正是向往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与自由，才破天荒地写出了《共产党宣言》，毕生著述《资本论》…… 由此可见，要提高文章境界，必须提高思想境界。心如日月，文方有日月之光。只有做社会的良知，才能写出人民的心声、时代的正声、历史的强音，把文章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三 自古以来，妨碍文章境界的提升，不外乎社会环境和文人素质两个方面。从社会环境看，有六朝以来形式主义文风的熏染，隋唐以降八股科考的诱迫，“焚坑”之后文字狱的桎梏，创新氛围不浓，法制保障乏力，等等。从文人素质看，则有学养、追求、文风等因素。文章境界不高，主要表现在： 一是内容空疏，陈言老调多，空话套话多。或是有内容却远离民生与学术的紧要课题，“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润色愈工，其实愈丧”。隋朝李谔上书高祖，批评齐梁文风之弊：“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行；积案盈筐，唯是风云之状”；“损本逐末”，“构无用以为用也”。到了宋代，苏轼指责“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未深入体察民生之艰难、民心之渴求，自话自说。嗷嗷待哺的民众，盼生存之利如大旱之望云霓；居象牙之塔的话语者，谈心性义理却在闲庭漫步。“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是某些道学者、理学者的事功写照。到晚清，“不务实学、专事浮文”之风尤炽，在洪仁玕眼中，“文士之短简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帖面陈，俱是谗谄赞誉。”此话虽有偏激、夸大，却切中积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认为，那些“惟在仿古欺今”者，“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二是盲目求长，烦冗拖沓。在古代，有“博士买驴，书卷三纸，不见驴字”的笑话。明太祖时，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言事，奏章长达17000字，但在太祖看来，“其切要可行者”不过“五百余言”，恨其浮词之多。为何烦冗拖沓呢？或是 “私于自是”，不忍割爱；或是“以长为贵”、“以长为能”，简单地认为篇幅越长越有学问、部头越厚越有分量；或是不善提炼概括、剪裁取舍；或是为世风习染，言必“戴帽”、“穿靴”；或是追求周全稳妥，面面俱到。在当今，有的是受“以量取胜”时尚的影响，为统计成果的量化指标所迫，为达到一定字数而拉长“注水”。当然，也有作者本想出精品“靓女”，但因急功近利，未足“十月怀胎”，就提前“剖腹分娩”；初稿成后，又未能沉淀涵育，用心呵护，在修改环节上下足工夫，而是草草打扮，就匆匆“出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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