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光湘：如何提高机关公文写作能力

再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文为例：“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39页）。“执行”与“一致”在这段话中反复使用，故称“反复”的修辞方法；此外，像“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等语句，又是采用“回文”的修辞方法，即利用语言形式的回环往复反映事物之间的相互辩证统一关系。

③生动性的修辞。

公文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同样是需要讲求形象生动。只有写得生动，才有利于增强公文的可读性，加深阅者的具体理解，以利于贯彻执行。我国古代公文浩如烟海，但流传今世的寥若星辰。像李斯的《谏逐客书》、汉高祖刘邦的《入关告谕》，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三国蜀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晋代李密的《陈情表》；南北朝时期南朝陈中书舍人傅滓的《狱中上书》，唐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韩愈的《论佛骨表》，刘禹锡的《陋室铭》、宋代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欧阳修的《朋党论》，明代解缙的《万言书》，清代薛福成的《出使奏疏》、《出使公牍》等等，之所以经久流传，至今不衰，这与它的生动性有着直接关系。翻开《毛泽东选集》，那一篇篇公文，写得是那么生动，无不闪烁着理性的思辨和艺术的光辉。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中特别强调文章和文件都要具有生动性：“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

公文的生动性主要取决于形象化，即对比喻、讽喻、借代、反语、拆词、换字、歇后语等辞格的运用。

“反语”是指使用与本义相反的词语，以表达本义，包括用褒词表达贬义，以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为例：“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30页）。这里的“创作”是取其反意而用之；还有的用贬义词表达褒义，例如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竞在乡村造成一个恐怖现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 6页）。这段话中的“动不动”、“为所欲为”、“恐怖现象”本是贬义词，而毛泽东同志却运用这些词语称赞农民革命运动。由此可见，“反语”可以大大增强语言的趣味性及生动性。

“比喻”可使抽象、深奥、生疏的事物具体化、形象化，使阅者获得深刻、生动的感觉。例如《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同志运用了“‘蘑菇’战术”的比喻。即“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从而生动面又具体地表明了西北野战军指战员应当坚持的正确作战方针。

“借代”可以使抽象的用语完全形象化。例如用“小金库”指代“公款私存，收入不进账”；用“清茶一杯”指代“不搞大吃大喝”；用“骨头与肉”指代“生产建设投入与人民生活投入”；用“伯乐”泛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导干部等等。

“换字”可使语言形象、明快，即将比较固定的一个词语中的某一个字临时加以更换。例如以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28页）。这里的“武”是从“文”字临时抽换而来的，使语言形象有力。

“拆词”是为了把话讲的诙谐、生动，而将一个复音词或一个固定词组故意拆开，取出其中一个字来单独使用。如上面所引的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把“剿共十年”中的“剿”字抽出来单独多处使用，使语言十分生动，富于幽默，形象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