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放后的吴秘书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与妻子、岳父的关系也缓和了，结婚多年一直未曾怀孕的妻子连生两个女儿。 见过大世面的吴秘书在县政府的科员中能力超群出类拔萃，但他仍是低调做事谦和做人，数年后又升为科长。后来县政府某局长位置出缺，县长办公会讨论时吴秘书也是人选之一。据当时列席会议做记录的某位县长秘书后来透露，即使吴秘书当不成局长也考虑让他去某公社当书记。但就在此时吴秘书又在男女关系上出事了：县政府一名女打字员，已婚无子女，与在外地工作的丈夫不睦，不知何时同吴秘书有了关系。有人把这事匿名捅给了打字员的丈夫，丈夫从外地悄悄回来，等两人上床后叫了证人一起踢开门捉奸。组织审查时，女方交代是她主动在先，吴秘书被动在后。最后女方受行政记过处分，调往后勤科管理劳保用品。那个丈夫并未提出离婚，而是想办法把女方调到了他所工作的城市，从此再无音信。吴秘书因有“前科”，受到党内记大过、行政记大过、行政降级三重处分，下放公社做办事员。我下乡插队到那里时，吴秘书从县里下来已有几年，当管区秘书不过两三个月。 吴秘书来管区后，工作深入，不长时间就摸清了各大队的基本情况，同大队干部们也熟络起来。农忙时人们常常在田里看到他的身影，农闲时他也会坐在朝阳背风处同社员一起侃大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下生产队隔三差五地便走访五保户和烈、军属，对那些不是五保户的特殊困难户也会去探望一下，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定要全部走访一边，看看有没有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地给他们以帮助。尽管不可能对他们的生存状况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但即使有几句温暖人心的话也让这些贫苦百姓知足了。和多数下村干部吃派饭不同，吴秘书下村赶到饭时，就在大队干部家解决，有什么吃什么从不让另外安排饭。 对于当时让在农村工作的国家干部十分头痛的瞒产私分问题，吴秘书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他深知农民的不易，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除了公粮、统购粮，每人平均分不到三百斤原粮，除糠去麸就只剩二百来斤了，那些歉收的村子就更少。这还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山区和偏远地区基本就是半年糠菜半年粮。而城市普通居民每年不少于三百斤净粮，工人和干部还要多。这种不公平是国家制度上的安排，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决定的，不是哪个人和哪级政府能解决的，而由吃皇粮的人制定又由吃皇粮的人来执行的这种制度，不会真正去考虑农民的疾苦，如果在最基层工作的国家干部再不体谅农民的苦处，农民就更难、更苦了。生产大队普遍的瞒产私分实际是农民的生存智慧和对抗这种不公平的手段。因此，到了收获季节吴秘书从不到生产队的场院去，他知道所有的猫腻都在那儿。尽管他不到现场去，但每个生产队帐下私分的大概数字他也基本清楚，他的信息渠道就是那些烈军属五保户们。他们是不会说谎的。他一般不会去揭穿这些猫腻。他只管账面数字和公粮、统购粮的完成情况，只有当有的大队拖拖拉拉有完不成计划的苗头时，他才会漫不经心地把自己掌握的帐下私分情况跟书记、队长们提一提。这也就足够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瞒产私分的错误足可以毁掉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吴秘书知道，对这些狡黠的农民你既要同情又不可以放任，要把握好这个“度”，否则既毁了他们也毁了自己。而对真正有实际困难的生产大队，吴秘书会以他的口才和文采向公社力陈，尽可能地减少或免除原有计划。慢慢地他和那些大队书记、队长们有了默契。慢慢地也成了他们自己人，大家成了无话不说的哥们。这样对真正的情况吴秘书心中有数，做起工作来顺风顺水，干净漂亮。 两年多时间，吴秘书在管区里和公社内已是有口皆碑。尽管政绩突出但吴秘书似乎对仕途失去了信心，对东山再起也不再抱幻想。除了开会他极少到公社去，也从不主动找领导汇报思想、汇报工作。闲暇时在各村里搜集古籍，也常常同大队书记队长们喝喝酒打打扑克。知青们下来后他又找了一个好去处，到知青点上同知青们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聊，一时又被知青们引为知己。我就是那时认识他的，因为好读书因而同吴秘书交往较多，《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多夫》等名著就是在吴秘书那里读到的，而且有幸一睹吴秘书收集来的比较珍稀的古籍，如清道光年间的石印本《御批通鉴》，咸丰年间的石印本《笑林广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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