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用秘书的启示

   毛泽东同志向来十分重视和关心秘书工作。他不仅对选用秘书非常严格和慎重，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和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着深刻的教益和启示。
    毛泽东与秘书的渊源很深，他不仅长期在工作中使用秘书，而且早年还曾从事过秘书工作。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毛泽东被推定兼任大会的秘书。1923年，党中央设立秘书一职，毛泽东又以党中央9个执委之一的身份兼任党的第一任秘书，这个“秘书”相当于后来的党中央秘书长，但也担任会议记录、保管重要文件等工作，具有一般秘书的职能。从事秘书工作的经历和长期使用秘书的实践，使毛泽东对秘书工作十分重视，在选用秘书时他有自己独特的标准和要求。这里，我根据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回忆他关于选用秘书的几件往事。
    1962年3月，毛泽东因秘书林克下基层锻炼，身边缺少一个替他看国际资料的工作人员，就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等人写信，要求给他选调一个秘书。毛泽东在信中要他们“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在25—28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且“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和，说话不甚刺耳……还有，要能保守机密”。接着又说：“我这里的两位秘书……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帮助我。”并在“阅选”和“提意见”几个字下边加了着重点。末了，毛泽东还恳切地说：“以上两件事请你们费心一办为盼！”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选用这位秘书的具体要求：年轻，有工作经验，性格温和，具有一定的文化和政治理论水平，能保守秘密。 而且还要能给党的主席“提意见”，能在工作上对领导有所帮助。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自然要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这一点不算什么特别要求。但是能给领导“提意见”，这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毛泽东在这里给秘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个要求对我们现在的秘书工作者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诗人于一身，好学勤思，博古通今。因此，毛泽东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是以出众的文才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而最终被任用的。
    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田家英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他当时给《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非常欣赏。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由于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便让田家英在工作之余来当毛岸英的文史教员。 1948年，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便把这名26岁的“家教”召来，口授一段意思让他写一篇电文。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很满意地结束了面试。从此以后，田家英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枝笔”。
    选任秘书固然重要，但作为领导，如何使用秘书也很关键。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领导人、军队指挥员、地方领导干部在起草电报、文件、讲话时，都是亲自执笔，极少让秘书代劳。建国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领导人使用秘书起草文稿的情况多起来。毛主席并不反对在必要时使用秘书。如果秘书起草的文稿很出色，毛泽东也会予以表扬。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人都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一脍炙人口的格言，就是秘书田家英在八大开幕词中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一句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和部门，由于使用秘书起草文稿的情况逐渐蔓延成风，助长了一些领导干部的惰性和官僚主义习气。因此，1958年，毛泽东在他亲自拟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批评说：“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这里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就秘书对领导人工作所应起的作用也给予了明确：“别人帮助为辅。”就是说秘书对领导的作用只是一种辅助作用。
    毛泽东亲自起草文稿，为全党树立了典范。他不仅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名义起草各种文件、指示，还时常为新华社、《人民日报》写社论、报道和按语。让秘书起草文件，从构思到修改再到定稿，毛泽东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经常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修改。他给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的书信，至少有一半是为修改各类文稿而写的。
    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公认的党内“第一支笔”，1951年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曾在全党干部中作为重要文件学习。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了不少好的文件、文章，但他起草的东西也有毛泽东不满意的。例如，1949年“七一”前夕，毛泽东让他起草一篇社论稿。第一稿写出来，毛泽东看了说不行，又讲了修改思路。第二稿出来，毛泽东看后觉得还是不行，于是亲自动手起草，用两天的时间写出来了，这就是那篇很有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来，胡乔木向毛泽东道歉，说没有完成任务，耽误了他的时间。毛泽东说：“你不必抱歉，你是按我的思路写的，但写出来一看，我觉得不行，于是又有了新的想法，修改了原来的思路，才写出来。所以，这第三稿也有你的功劳在其中。”
    关于秘书的职责，我们从毛泽东的一次批评中得到了答案。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1959年度的经济发展指标。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感到那些指标偏高，难以实现，便建议胡乔木同志在起草全会公报时不要公布这些指标的具体数字，并要他把这个建议报告毛主席。正如中国名言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胡乔木可能认为在当时“大跃进”的气氛下毛泽东不会同意这个建议，一向工作谨慎的他就没有向毛泽东报告陈云同志的建议，并在公报里写上了具体指标。不久，国家经济生活中暴露出不少问题，高指标和浮夸风等现象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过了4个月，1959年3月底4月初中央在上海开会时，再次讨论“指标”问题。会议期间，胡乔木向毛泽东报告了陈云在4个月前的建议，毛泽东很生气，批评说：陈云这个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提出来，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理会，挡回去；但也可能想一想，召集一个会议。在毛泽东看来，不管他会作出怎样的选择，秘书都不应该截留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间的意见。从秘书角度来看，即便是出于善良的动机，即便是明知要受委屈，受批评，也应该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地向领导反映情况。当然，反映不同意见，需要的不只是勇气，也需要讲求技巧。就毛泽东来说，他看重秘书“辅助、参谋”的职能，是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利于全面考虑问题，慎重决策，避免或减少失误。
    毛泽东使用秘书还有一个鲜明而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经常派秘书搞调研。他身边的秘书大都做过不同程度的社会调查。每逢秘书、警卫战士回乡探亲，毛泽东都要让他们附带调研任务，而且常常郑重叮嘱几句，如“不要摆架子”、“要注重宣传”、“要保密”等。在1962年制定《农业六十条》之前，毛泽东曾亲自组织、指导他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赴广东、湖南、浙江进行调研。根据调研得来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毛泽东提出了“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的重要论断，成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核心和基石。此外，毛泽东还不时让有关人员兼任他的专项秘书性工作，为的是使自己能得到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在选好、用好秘书上，毛泽东堪称典范。他对秘书的要求，对秘书职责的划分，以及使用秘书的特点等给了我们秘书工作者以深刻的教育，也给了我们秘书理论研究者以深刻的启示。学习毛泽东选用秘书的做法，对我们做好秘书工作、研究秘书理论，将会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