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后，邓小平这样总结他参与、直接指挥过的反顽斗争战役：从武汉失守到1940年。 “我们几乎有一半时间处在寇奸夹击的困难局面当中，一方面顽固派进行蛮横的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另一方面敌人则抓住机会挑拨国共关系，积极配合顽固派向我们进攻。1939年冀南、太行、太岳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直至1940年初，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北方局和朱德、彭德怀英明的直接领导，人民的拥护，以及军事斗争的胜利，才打开了局面，既巩固了根据地，又巩固了国内的团结，打击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指示，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对国民党顽固派向抗日根据地发动的进攻，邓小平等采取了战略防御，做法是有拉有打，先打后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得恰当，拉得及时。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慎重地自卫反击。用邓小平的话讲，这种斗争的目的主要是反对那些不明大义、破坏团结、帮助敌人、自私自利的个别分子，而斗争的方式也应是和平的、政治的。只有对那种死心为敌，为人民所痛恨的汉奸、特务分子，才采取坚决打击的方式。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豫边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党和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基础，足使敌伪胆寒，足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这是邓小平在百团大战后讲过的一段话。 1940年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等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山西辽县桐峪镇八路军总部，同一二九师领导交流经验，随后留下了这样一幅照片： 背后是高山，一个小小的村落就在山脚下边。不大的平地上，警卫战士们正准备着马匹，从左到右，依次站着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他们身穿着棉衣、大衣，或抄手，或背手，或插手，注意力都注视着右方。没想到记者给拍下这个众人悠闲的珍贵镜头。不久，誉满中外的百团大战已经在这些八路军高级将领中开始酝酿了。 八路军总部设便宴为聂荣臻率晋察冀挺进支队北返送行，邓小平与刘伯承、李达、陈赓、陈锡联等出席作陪。其间，大家谈起华北的晋冀豫、晋察冀两战区配合问题，一致认为应当在适当时机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的破袭。7月中旬，左权来到一二九师师部，传达了彭德怀的关于组织华北交通沿线部队发起大规模破袭战的设想，刘伯承和邓小平表示赞同。处事一贯明确果断的邓小平还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22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战役预备令》，同时上报中央军委。随即，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师前方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在刘伯承布置好各部队任务后，邓小平又强调了这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和注意事项，告诫大家：参战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很多，要派得力干部去组织带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安全，调动积极性。他并要求大家回去把任务向部队交代清楚，进一步做好战斗动员。 8月20日晚8时，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八路军参战部队先后达100多个团，仅一二九师就达46个团。邓小平与刘伯承一起，按照八路军总部的统一安排，指挥部队进行大规模破袭战，取得了显著战果。 根据老同志回忆，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刘、邓亲临关家垴指挥部队实施总攻击。10月29日下午，邓小平下达命令：“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今晚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 战斗从30日凌晨4时到中午，进行得异常激烈，日军凭借险要地形顽抗，我攻击部队伤亡数字不断增加。陈赓在电话中向刘、邓请求缓攻，刘伯承手拿话筒大声对陈赓说：“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说完，气冲冲地把话筒摔在一旁。 这时，邓小平拿起话筒，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这几句话特别是“全局!全局!”这几个字分量很重。陈赓表示坚决服从，又去组织部队攻击。 一会儿，刘伯承用电话命令攻击部队：“把手榴弹从烟筒里扔进去，给我炸，用石灰呛死他!”邓小平接着讲：“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可见战斗已进行到白热化程度。这次战斗打得日军魂飞丧胆，被包围的日军在死尸堆里抱头痛哭。 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侵略的嚣张气焰。百团大战既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又在抗日局面比较沉闷时振奋了全国民心。共产党坚持长期敌后抗战和发起百团大战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谬论。 百团大战之初，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役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9月11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而日军指挥部则沮丧地表示：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同时奇袭我交通线及生产基地(主要是矿山)。尤其在山西，其势甚猛”；“石太路全线遭敌袭击”；“立即陷入情况不明状况”；“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所料之外，损失重大，恢复建设需要相当时间与大量资金”。 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 20世纪60年代的邓小平和邓质方。 从1929年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开始，到1949年和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这位“军人”在战争的硝烟中整整走过了20年。然而，最令他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这几年。那远见卓识的决策，那摧枯拉朽的气势，那大转折的英勇行动，那大决战的辉煌胜利，那大进军的势如破竹，所有这些，在邓小平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邓小平曾这样讲述当年和刘伯承指挥所部发起上党和平汉战役：“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首先打了个上党战役，接着对马法五、高树勋一路，又打了平汉战役。”“真正讲反攻，是上党、平汉战役开始迎战敌人的，我们迎战敌人，逼蒋签订双十协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热切盼望的抗日战争胜利终于来到了! 人民欢庆胜利，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刚刚熄灭战火的中国，又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历史抉择。蒋介石一方面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妄图利用“和平”的手段，软化中共，使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同时欺骗公众舆论。另一方面，又急急向华北、华东、东北地区调兵遣将，加紧完成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美国政府则不遗余力地支持蒋介石采取的这种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的两手策略。上党战役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起的。可以说是远谈近打，以打促谈。 1945年8月25日，一架美军运输机由延安机场摇摇晃晃地起飞，当日就降落在太行山区黎城县简陋的长宁机场。乘坐者为中国共产党各战略区的前线高级将领，计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等20余人。这是美国驻延安观察组在不了解我方意图，不知道乘坐人员身份情况下，为刘、邓等提供了飞抵太行山的方便。刘、邓等匆匆走下飞机，到第一二九师驻地作短暂休息后，很快地奔赴各自岗位。刘、邓急返太行山区前线，是为了亲自指挥上党战役。这时，邓小平已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委。 关于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时间，以往的史书上均认为成立于8月20日。实际上，8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在延安召开会议，根据当时与会的任弼时的笔记，会议决定的第三项内容是：“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等21人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刘伯承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当时，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等均列席了这次书记处会议。两天后，邓小平详列了各区党委、军区、纵队领导人名单。20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将15日会议决定任命事项传达到各战略区。所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时间应当是8月15日。 8月2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也乘坐一架美国飞机离开延安，但目的地是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重庆。中共最高领导人此行是应蒋介石邀请，准备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合理解决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商讨团结救国大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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