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金庸的小说,往往有深切的情感表达,但在情感的书写上,他也遵循节制、隐忍的原则,充分体现了文学之美。梁实秋说“美在适当”,说的就是节制。汪曾祺也说:“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他觉得伤感主义是一切文学的大敌。15金庸笔下一些人物的情感世界写得极为节制、动人,比如郭襄,她对杨过的感情就是隐忍的,《倚天屠龙记》的开头写她骑着小毛驴浪迹天涯,这能体会到她的伤怀、惆怅,但她也就止步于想知道点杨过的消息,不作他想,这种引而不发的感情,思之令人落泪。再如张三丰,他十三岁那年,在华山遇见杨过等人,临别时,郭襄送了他一对铁罗汉;张三丰一百多岁以后,这对铁罗汉居然还揣在他的怀里。这令我想起《诗经》里有一句思念情人的诗,“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国风·卫风·伯兮》),意思是说,自从心爱的人走后,我的头发便乱得像飞蓬,不是没有润泽的发油,而是我把头发梳好了又给谁看呢?张三丰一生邋遢,未尝不是因为见不到郭襄的缘故。他的外号就叫“张邋遢”,首如飞蓬,不过是为了表达一种感慨:谁适为容。这或许只是猜测,但小说把一种情感写得如此深沉而隐忍,的确有一种节制之美。《鹿鼎记》里写韦小宝把七个女人抬到床上,也就用“胡天胡地”这几个字就交代了,这也是辞章上的节制。节制是一种修辞,也是一种艺术。 语言的选择,情感的抒发,文体的创新,都属辞章之学,也即文章之道,它是学问之一种,也是小说写作至为重要的一环。无德性,文章就无光彩,而无文章之道,义理也无法得到有效表达。今日的小说日渐粗糙、苍白,辞章上不讲究,以致失了文学的魅力,这肯定是其中的病症之一。 把小说视为生命的学问,从义理、考证、辞章这三方面来读解小说,这未尝不是一条新的路径。义理是大道,考证是知识,辞章是情感和艺术的统一,三者兼备,缺一不可。以前小说界多注重小说与现实、小说与人生、小说与存在的关系,但小说若没有那些考证、核实过的知识,没有辞章的讲究,终归不算健全。中国小说界太匮乏学问精神,过度迷信虚构和想象,缺乏实证意识,没有对一种生活的考据,写出来的人生就缺乏实感;而没有文体意识,情感的表达越来越简陋、直接,少了一种隐忍的美,也使当下的小说多半成了这个粗糙时代的合唱;更为致命的是价值观的混乱,无所信,也无人生义理的追求,生存处于晦暗之中,又无追问存在之意义的勇气,小说在德性上就一直匍匐在地,无法张扬一种可以站立起来的价值,精神上萎靡不醒。即便有好的精神,假若没有把这种精神进行实证和考据的能力,它也最多就成为一个写作口号,而根本无法使小说真正被建构成灵魂的容器。 小说对生命的勘探、考证,借由实证主义的写作精神和自觉的文体意识来落实、表达,这是生命的敞开,也是生命的学问。16 2012年10与28日,广州 注释: ① 转引自[法]巴尔扎克:《高老头·前言》,张冠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② 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③ 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④ 金庸:《鹿鼎记》(一),第41页,广州出版社,2009年。 ⑤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2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⑥ 曹雪芹、高鹗著,脂砚斋、王希廉点评:《红楼梦》(全二册),第三回,中华书局,2009年。 ⑦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第30页,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⑧ 参见金庸:《神雕侠侣》,第二十六回,第二十七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⑨ 金庸:《笑傲江湖·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⑩ 戴震:《与方希原书》,见《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74年。 11 王阳明:《传习录卷下》,黄修易录,第131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 12 金庸:《射雕英雄传》(三),第708—70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3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第8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14 贾平凹:《带灯·后记》(手稿)。 15 汪曾祺:《蒲桥集·自序》,作家出版社,2000年。 16 本文是作者在中山大学的课堂讲课实录,根据一堂课的录音整理、修改而成。整理者为滕斌,特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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