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文坛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各种流派，作家们都在探索，怎样能够再前进一步，写得深刻一些，更深刻一些。自一九八五年以来，我觉得咱们中国文坛确实活跃了，作家和理论家之间广泛对话，可以说是五彩缤纷的场面，各种思潮、流派、说法，而且有人已总结我们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潮流，说主要的特点是：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叙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等等。热闹一下是好事，热闹比沉闷着好，也就是“碰一鼻子灰也比没有鼻子强！”在这种热闹的气氛中，我们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不然就会给自己的创作带来莫名其妙的苦恼。文学不是贩卖时装，也不是典当古董。我认为，文学是对人生和世界不断深化的理解和广博的把握，我们应该有直面世界的勇气，并且有对这个世界的爱。我们现在有些作家，除了自身的思考之外还在思考：我们怎样跟世界文学对话，怎样合乎世界文学的潮流，拿诺贝尔奖。我们也不必为这些困扰得太厉害，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地感受自己的生活，写出最真的东西。包括现在一些国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也是这种说法。他们觉得我们太从表面上追求一些外国的表现手法，没有什么意思。他们还是希望看到中国作家有感而发的东西。所以我希望我们自己不要自卑。我不希望我们的作品成为洋人手里的玩艺儿。我们不能迎合他们。如果外国人到山里，看到那老人居住的中世纪的茅屋，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古董了。如果他们说这太漂亮了，在西方简直是没有的艺术品，我们也说，美，就这么呆着，别拆，农民就住这个最好(笑声)！我这样说，强调是写我们自己发自内心的，有感而发的东西才能有生命力，才能站得住脚，不必在新的形式面前感到惧怕、惶惑。所以，我们把握了自己，大概从事文学创作，包括练笔的时候，心情就比较清静一点。 继《灶火的故事》》之后，又有一些短篇小说，就是《小酸枣》和《哦，香雪》。这两篇小说的创作基本上是一前一后。通过这两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我想给大家谈一谈我对生活的理解及前后不同阶段的认识。我曾到—个类似我的小说《哦，香雪》的一个山村体验生活，刚去了以后，村妇联主任就跟我说；“记者，你来的太好了(笑声)，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事迹，我给你讲讲，你赶快写出来(笑)。现在不是正反对买卖婚姻吗？我们这就有一对儿，女方不要彩礼，她在小订的时候就要了一块手绢，大订的时候就到男方家吃了一顿饭。”我说，你能不能请他们来，让我跟他俩一块聊聊呢?妇联主任说，好，可以呀。男青年来了，一个很精神的小伙子，而且他的职业也是很好的。可这个女的，实在跟他有点不般配(笑声)。我看出这个男的对他的婚事并不满意。可是，女方不要彩礼，区里还要给他们举行婚礼。我觉得这事有蹊跷，好象里面定有故事，我就没急于答应她。我回到房东家跟房东说了这件事，房东说，这事呀，就别提了，人家男的原来有一个对象，是自由恋爱的，从小就是同学。可是女的家里特别穷，有几个兄弟，还等着她的彩礼钱娶媳妇呢，女方的父亲要彩礼就多了一点儿，本来俩人都要结婚了，这个男青年的父亲有点不愿意了，他说要的太多了。就在这时候，这个害单相思的女的托人给男方的家庭说，我一分钱彩礼也不要。男方的父亲说，要结婚嘛，什么感情不感情(笑)，反正都是一个村里的，娶过来过日子。而且最重要的他可以不拿那么多钱了。等于他替他儿子答应下来这个事。各方面的压力和撮合，弄得这个男的也不知怎么才好，他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我还见到了那个自由恋爱的女孩子。她是一个很好的女青年，而且订着很多杂志，《小说月报》包括*********的推理小说。我说，这些都是你自己花钱订的吗?她说，这是她上山砍荆条卖的钱订的。后来她跟我说，她的婚姻非常痛苦。因为眼看着他心爱的人就要被别人抢走了，而且是那么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哪儿都支持她！这个女孩子跟我感叹说：“你说，书就很复杂了吧，你不知道，我的心比书还要复杂。”我感觉到了她的内心非常痛苦。我觉得，无论是捍卫一下女性的尊严，还是考虑一下我们女性存在的价值，我不能写。这桩事情最后导成三个人的悲剧。我觉得这种麻木，一味的追求表面效果的，不注重人的感情、不尊重人格的，这种表面上看来很*********的东西，实际上是对人的感情的一种扼杀。以往我认识的那些农村姑娘，结婚以前就跟男方要什么一斤毛线，一双袜子，一身的确良，还得上一趟北京。其实，如果排除了买卖婚姻、要高价色彩的话，这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想到这个妇女今后漫长的一生，她就可能终身再也给自己要不上一件毛衣了，这种要求并不十分过分。所以，我写《小酸枣》，我的同情，我的注意力完全在这个没有给自己心爱的人结成婚的女孩子身上了，我希望她应该有勇气通过自己的力量夺回自己心爱的人。当代农村妇女、当代青年应该有这种勇气和胆量。我写这篇小说，也是对她们的一种呼唤。 再举两个例子，最近给《河北文学》》写了两个短篇，一个叫《晚钟》，写的是老人，也是我在生活当中听来的一些抱怨。我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她刚生完小孩就到我那儿去了，说，最近可把我气坏了，你说我妈多有意思(她父母是离休干部)，他们身边一个子女也不要，现在我这么忙(她一直在上函授大学)，想让这个孩子送姥姥家让姥姥给看着这个小孩。嗨，我回到家一看，床上又多了一个小孩，也是刚生下来的。我问这小孩怎么回事，我妈说是从医院要来一个小孩。俩人跟养了一个小玩艺似的。老神经病！我们带不了孩子，他们也不管我们这孩子，却跑到医院去要一个孩子。我就琢磨这件事，我觉得，一些老人，作为子女来说也可以埋怨他们，但如果跳出母女这种感情，这种关系，我们把它上升到文学，要把它编成小说，觉得里边有很深的意思。我们总不能一味说这老太太神经病，吃饱了没事撑的。后来我又问我这个朋友，她说，她们这些老干部，年轻时的生活是很贫乏的（属于他们真正过日子的生活）。我把它变成一篇小说的时候，笔下这一对夫妇的几个孩子就是生下来就丢给老乡，当终于有一天社会需要他们往后退一退的时候，这些老年人从心里就萌生出一种寂寞感，凄凉感，被遗弃感。所以，他们要来这个小孩，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孩子。这里面有几层，我想挖掘他们意识深层的东西，也是他们自己不曾挖掘出来的东西。他们革了半辈子的命，现在他们忽然想回味一下家庭生活的那种温暖，那怕是很琐碎的，给小孩换尿布。同时这么一个小生命，在两个老年人孤零零的晚年出现，是不是也延续了他们的生命，也活泼了他们的生命，也使他们的生命得到了一种慰藉？再换一个角度，就是这个老人跟年轻人之间很难用语言说清楚的那种微妙的竞争——甚至生命上的竞争。后来我问这女朋友，她说：“我妈说，我要给你们看孩子，孩子大了还是你们亲，我到头来还是孤苦零丁的。把这个孩子要来，这孩子必须依靠我们，我们就是这陌生小孩的唯一保护人，她认为这种感情更近，晚年的生活更可靠，更有保证。”我就设计了她的父母退下来以后，她女儿是一个上升阶段，老人和新人之间，尽管是母女关系，父女关系，也产生了一种不能言传的那种微妙的心理，在这种竞争心理状态支配下产生了这种生活中看来不合情理的事情。我把这个小说写出来就是摊给读者看，读者自己去判断，而我不能去判断究竟是谁对。因为文学作品更深的层次不是去判断，而是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理解。所以，当你发现了一个真正属于文学的题材之后，就要紧紧地抓住，不要轻易地放弃，也不要轻易出手，在心里沉淀一段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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