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了需要完成的事，或有了需要作出的决定，往往也就有了要叙述的问题。只有在有了目的或决定这些因素中的一种时，才谈得上有叙述问题。这是对任何种类小说和每篇小说开端的最基本的要求。它使小说成其为小说。 有一个叙述问题，这在小说的每个场面中也是必要的。下如它在整篇小说中是必要的一样。在较小的规模上，场面有完整小说中所具有的全部因素。在场面中，它们通常是目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说，在小说里，各个场面的目的和整篇小说的目的，两者都可以用来抓住读者的兴趣。 标题是最先用来引起读者兴趣的手法。然而，如果不在小说开头大约几百字内就使读者意识到一个目的，这种兴趣就会迅速减退。一般来说，这种目的是场面目的，它们的出现会使读者产生诸如此类的问题：“甲能从乙那儿得到消息吗？”等等。 女主人给客人上汤，或是用来开胃的餐前小吃，类似这样的场景，你就可以用来让读者对小说主要故事有所准备。你也许不得不提供更多的预备场景，直到读者已怪胎接受小说主要故事情境为止。不过，在抓住读者兴趣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尽早地，不违情理地使他意识到一种主要故事情境（这同场面目的不能混为一谈）；这情境将决定以后角色的种种反应。当读者认识到小说主角不得不去完成某件事或作出一个决定时，你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这里，也许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在手头所有的材料中（尽管其中有足够的事件去显示有某件事要去完成或是决定）你竟找不到有趣到足以作为主要故事情境的东西。这时，有关兴趣规律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事实就开始为我们知晓了。举例来说明：你坐在平静的小湖旁，一只狗懒洋洋地在岸边水里游来游去。这时，你也许会让狗去抓一根棍子。你对狗下命令时，虽然有某件事要去完成，但你的兴趣并不大。然而，如果代替平静无波的小湖的是一堵被狂风恶浪击打着的险峻的海边峭壁，狗也没有懒洋洋地游水，而是精疲力竭，难以游到你让它去的地方了；这时，你的兴头就来了。如果狗是你的，又是值钱的动物，曾在赛狗中多次为你赢得奖金，你就会兴趣倍增。进一步说，假设你已经同意让这只狗再参加一场时间已确定的比赛（比赛时间快到了）如果不到场，你会被处以大笔罚款，这时，你就会格外关心它了。再有，代替安闲地坐在那里的是你被堵在了一辆翻倒的汽车里，你的关心就会变成焦虑了。不过，那会更令人揪心——你试图让狗游去救一个五岁的孩子，孩子已淹得半死，而他正是你最心爱的儿子！ 在前面的场合里，你发现自己不是很感兴趣，而在后面的情况下，你却是极为关切的。在分析兴趣所以不同的原因时，你会发现，后面这种情况更多地是依赖于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有关趣味的至关紧要的秘诀——重要性。一种包含有目的或选择的情境的有趣程度同它决定着什么成正比。要完成的事重要，没能完成它所会带来的灾难就越大。将要作出的抉择意义越重大，作出错误决定所会带来的祸患也就越大。对有想象力的人来说，任何情境在小说写作中都可能是重要的，因为他可以赋予它以巨大的意义。当你充分理解并能运用这一关于趣味的规律时，你就掌握了构思的关键。 这样，抓住读者兴趣的第二个手法，就是一定要使情境具有重要性；根据其意义的不同，这种重要性或是内在的，或是合成的。在威尔·佩恩的小说《幸福岛》里，情境（要去完成的事）本身就很重要，一个人打算去杀另一个人——构成小说开端其余部分的所有解释性材料或与此有牵连的事，都从这一情境中获得了借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弗兰克·雷·亚当的小说《备件》中，情境（要去完成的事）并不重要，一个男人驾驶汽车从洛杉矶去圣路易斯市。与《幸福岛》截然不同，构成这篇小说开端其余部分的解释性材料或与相关的事，反而给了故事情境以重要性。前者是有内在重要性的故事情境，后者是有着合成的重要性的故事情境。 在含有内在重要性的故事情境中，由于主要情境本身就是有趣的，它立刻给了小说情节趣味，这种趣味能在解释性材料之前得到展现。而在只有合成趣味的故事情境中，如果主要情境在解释材料之前被加以描述，就不会获得情节趣味；因此，只有读者阅读解释材料，知道赋予主要情境以重要性的伴随事件后，情节趣味才会显示出来。 在搜寻有趣味的故事情境时，报界人士所谓的“新闻嗅觉”会帮助你。由于目的在于激起好奇心，你就会认真调查人们对什么感到好奇。大家还记得，在世界大战最初的年月里，美国人在贪婪地读着他们所能得到的所有关于战争的消息。随后这种热潮下降了，好奇心感到了餍足，它不再是新闻了。随后，由于战争的新的更“合乎人性”的方面为人们论及到，它又成了“新闻”。几乎人人熟知那个经验丰富的记者的故事。他对初出茅庐的生手说：“狗咬人不是新闻，如果人咬狗，那才是新闻。”前不久，一位新闻编辑独出心裁地总结了新闻价值，他说： 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0 平凡的人+平凡的妻子=0 一个平凡的人+一辆汽车+一支枪+一夸脱（美英容量单位）酒=新闻： 银行出纳员+妻子+七个孩子=0 银行出纳员+十万美元+歌剧女演员=头条新闻。 对此的解释自然是这样的：没有新闻价值的事物是些寻常的事物，有新闻价值的事物则非同寻常。这样，你又知道了激起或创造趣味的另一种手法——非同寻常。这种非同寻常或是在故事情境（要去完成或决定的事）中，或是在小说人物（他面临这种情境）本身。在佩利的小说《窗户里的脸》中，故事情境虽然是不寻常的（一位妇女打算去抓一个危险的在逃杀人犯），这位妇女本身却普普通通。她是新英格兰的普通农村妇女。然而，一般情况下，新英格兰的农村妇女是不会花时间从事这种追捕的。另一方面，在普渥的小说《西部材料》里，故事情境（要去完成的事）平凡得很（一个女人发现另一个女人迷住了自己的丈夫，就打算把丈夫夺回来），可小说人物却有其独到之处；她是赛马骑士中的女王，是人们难得一见的人。在选择奇特的情境作为小说主要叙述问题时，检验方法很简单——他们扪心自问，在一百个你所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人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也可以采用相似的方法选择人物类型，看你在街上遇到的一百个人里，有多少人属于这种特殊类型。 在这种非同寻常的趣味中，你找到了有“地方色彩”的小说在美国风行的原因。人们对某些地方感兴趣，他们或是在那里呆过，或是愿意去那里。某些地区或地点有象征意义。大多数美国人对纽约市感兴趣，于是，几年前，大部分小说的背景取了纽约——对许多曾去过那里或是想去那里的人来说，这正是他们向往的地方。人们愿意读这样的小说——那里描写了他们希望了地方。在城市里烦热得发昏的男人们，愿意读这类小说——它们描写了梅恩森林，描写了落基山脉，描写了“广阔无垠的原野，那里，男人是男子汉，女人就是老婆。”最近，我从流行杂志里随便挑了二十篇小说，其中十五篇背景是在国外，只有两篇在纽约，还有一篇是新英格兰的一个小学院城，另一篇是好莱坞，最后一篇是西部的一个大牧场。纽约不再处于领先地位了。事情就是如此，一个接一个，某些地方被发现了，人们在小说中加以描写，风行一时，随后，热闹劲儿过去了，它们又让位给更有趣的地方。过段时间它们就没意思了，因为它们已不再是非同寻常了；它们变得平淡无奇，失去魅力；似曾相识使人们望而却步。有关地点的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物。一位作家发现某类人物有意思，就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写活了。吉卜林笔下侨居印度的英国人，欧·亨利笔下的纽约女店员，威廉斯笔下的新英格兰的乡巴佬，科恩笔下的亚拉巴马州的黑人和威特沃笔下的职业拳击家，无不如此。由于公众对这些人物着迷，其他那些在独创性和才能上要稍逊一筹，成就不能与有一种作家相比的作家，也去描写这类人物，却没能成功。很快，这类人物变得如此之多，读者开始厌倦了。他们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物，而成了类型。二流小说杂志的字里行间到处见得他们的影子，电影银幕简直让他们霸占了。开始还是有个性的人，现在看看却没有什么个性，已是千人一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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