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今天研究“国学”这个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讲的“国学”的概念——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甚至上海还出版了一个刊物叫《国粹学报》，讲“国学”的多了，讲“国粹”的多了，但是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时间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讲这些了——“国学”的概念继续讲，但不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就把握不住主要内容了。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刚才杜维明先生讲了。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也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你看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 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而在马先生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这个定义合适不合适呢？不合适。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所以他在1938年5月，你们浙江大学转移到江西的泰和，在那里，竺可桢校长请马一浮先生去开了一个国学讲座。 关于马先生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这件事可以写一本书，竺先生一到杭州就任——他是大气物理学家，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刚到杭州，不到两个礼拜，就听说此地有个马一浮，立刻登门拜望，邀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马先生拒绝了。要知道，马先生不愿在大学里任教，这话说来很长，一会儿再作补充。过了不久，竺校长又带着人去了，再次恳请马先生来学校任教，马先生又没有同意。第三次，他又去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礼仪，凡事不过三，三次邀请，对方不好再拒绝了——于是谈到用何种名义去开讲座，马先生想到是否可以用“国学讲习会”的名义。因为马先生不是教授，也没有职称，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名义。他自己提出，可不可以就叫“国学大师”。以马先生的学问和身份，“国学大师”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浙江大学的领导研究，说是以“研究会”的名义肯定不行，那是要成立组织了，需要党中央批准。（听众笑）至于“大师”的名字，认为有点像佛教，也不好，就没谈成。 不久，日本人打来了，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的泰和了，马先生自己也去逃难了。开始他逃难到了富阳、桐庐一带，几个亲戚，几个学生，一百箱书，他没有太太。马先生的婚姻的故事更好听，我没法给大家讲了（听众笑）。他们就商量，马一浮先生这个时候想，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好些？（听众笑）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措辞之典雅，表达意思之婉曲，只有马一浮写得出来。我能记住信中的很多句子，不讲给大家了，讲的时间超过了（听众笑）——然后是，竺校长接到此信，如获至宝，如何如何。马先生到了泰和，就在1938年5月的一天，开了国学讲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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