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怪维特根斯坦说，要看见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确实，回想整个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由于过度崇尚想像和虚构，以致现在的作家，几乎都热衷于成为纸上的虚构者，而不再使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写作，也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鼻子和舌头。于是，作家的想像越来越怪异、荒诞，但作家的感官对世界的接触和感知却被全面窒息。写作者普遍戴着文化的面具，关心的多是宏阔、伟大、远方的事物，而身边那些具体、细小、卑微、密实的事物呢，不仅进入不了作家的视野，甚至没人再对它们感兴趣。一种远离事物、细节、常识、现场的写作，正在成为当下的主流，写作正在演变成为一种抛弃故乡、抛弃感官的话语运动。这种写作的特征是：向上。——仿佛文学写作只有和天空、崇高、形而上、“痛苦的高度”密切相联才是正途，而从大地和生活的基础地基出发的写作——也就是一种向下的写作——则很容易被视为文学的敌人。但我认为，向下的写作向度同样重要，因为故乡在下面，大地在下面，一张张生动或麻木的脸在下面，严格地说，心灵也在下面——它决非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文学只有和“在下面”的事物（大地和心灵）结盟，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灵魂的高度——这也是文学重获生命力和尊严的有效途径。 所谓向下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重新解放感官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将感官残存的知觉放大的写作。感官、身体、记忆、在场感，作为写作的母体和源泉，在任何时候都是语言的质感、真实感和存在感的重要依据。文学的日渐贫乏和苍白，最为致命的原因，就是文学完全成了“纸上文学”，它和生活的现场、作家的记忆、逼真的细节丧失了血肉的、基本的联系。这个时候，重新解放作家的感官，使作家再次学会看，学会听，学会闻，学会嗅，学会感受，就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基本的写作才能，如今很可能将扮演着复活文学精神的重要使命。熟悉艺术史的人都记得，当古典现实主义绘画面临着因拘泥物质事象的真实而陷入困境的时候，印象派绘画以模糊和虚化事物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套关于世界真实的想像方式，从而复活了业已死寂的绘画精神；然而，当现代绘画越来越走向抽象、怪诞、不知所云，甚至落入了“自我放纵和不顾一切代价地标新立异”（这话是菲利浦·拉夫在二十世纪中叶对拙劣模仿卡夫卡而产生的假现代主义的批评）网罗的时候，或许，惟有求助于旧有的对事物的观察和摹写，才能复活真正的绘画精神。文学也是如此。今天，当丧失活力、抛弃感官的“纸上文学”一统天下的时候，我尤为看重作家借由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这些感官以及记忆所发现的真实世界——当苍白的虚构遍地都是，惟有真实才能复活文学的心。否则，举目所见，都是空心的文学，虚假的文学，那将是何等的冷漠和荒凉。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套用在现有的文学写作中，似乎可以说，一个真实的细节有时比整个虚构世界的分量还重。 一个作家，如果拒绝站在虚构的一边，并相信内心的真实和具体的世界、事物密切相联的话，他或许就会进入一种眼睛式、耳朵式的写作，因为在我们这个敌视具体事物的时代，有时，惟有看和听，才能反抗遮蔽，澄明真实。我愿意特别提到台湾作家陈冠学的《大地的事》（东方出版中心，2006），作为日记体散文，《大地的事》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的散文篇章之一，可惜的是，内地很多读者并不了解这个作家。陈冠学的文字，许多时候和田园、大地是融为一体的。比如，它写雨声，就贴着自然写，让人回味无穷：“雨声之美，无如冬雨。冬雨细，打在屋瓦上几乎听不出声音，汇为檐滴，滴在阶石上，时而一声，最饶韵味。”它写秋虫的鸣叫，有节奏，有境界： 行到庭中，站立了一会儿，正要转身入内，忽听见土蜢的鸣声，像发条极松了一般的弱，可听出擦翅的每一片段单音。心里不由受到一震，全身也受到一震，好久没听到这亲密的声音了。正待要多听一会儿，鸣声竭了，就像发条全松了一般，前后计算起来，似乎还不足十秒钟。又站了一会儿，等待第二声，竟就没有了。这是老友最后的道别，真真是向我说一声珍重再见，不免一阵悲思袭上心头…… |
说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