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和2007年，全国人大均派代表团访美。在确定出访方案时，我们既把握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基本面，又指出美国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面临的新形势和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对会谈中可能涉及的重要和敏感问题认真研究，拟就了有理有据的对策。为起草好请示和准备相关资料，我们的工作班子查阅一切必要的资料，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既有整体性的，也有个案个例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批示也一并找出来，以便准确把握中央意图。 为准备出访美国和接待重要的美国议员代表团来访，盛华仁同志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方案，并请外交部负责同志介绍情况，给予指导。重要事项直接请示胡****总书记和吴邦国委员长，并向国务院主管外事的领导同志汇报。访问归来，及时向常委会领导和中央作出报告。 我们的立法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确定下来，成为国家的意志和公民行为的准则。因此，法律的起草和审定工作政治性和政策性是很强的。检验我们工作质量的标准，一要看是否体现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二要看是否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三要看是否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四要看是否真正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五要看是否做到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可见立法方面的公文写作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人大机关处理的文件种类很多。凡重要的文稿，作好写作的前期准备十分必要。在掌握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要充分酝酿，认真研究，把好政治和政策关。要按照文件的主题和政策要求，并考虑文件呈送的对象和使用的场合，先把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等确定下来，然后动手起草，切不可草率动笔，无功而返。俗话说，“意在笔先，以文传意”，就是这个道理。 三、勤于修改，一丝不苟。 文学家何其芳早年在谈到修改文章时说，古今中外，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大概都在修改上下过工夫。 怎样才算修改的工夫够了呢？改的遍数多还不等于改得够。衡量够不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内容正确，一个是读者容易接受。马克思写《资本论》，从构思到写出草稿经过了多年和无数次的修改。不同语种的文本出版时他还要再作修改，为的是让那些有不同语言习惯的人都能看懂。 在我们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文件，从构思、写作到定稿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反复酝酿、讨论，初稿形成后又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加工。我们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重要文件都是改了许多遍才上会的。这使我想起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报告《反对党八股》中说的，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恰当反映客观事物是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研究和写作，都应提倡一丝不苟的精神。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文件的稿子，过目和画圈的人不少，但错误依旧。问题主要出在缺乏责任心，当然与水平有限、看不出问题也不无关系。有的同志草拟文件，除了粗心大意外，还爱犯急性病，草稿一旦写出，就匆匆交给领导，自己不愿意再多看几遍，检查有无重要的遗漏和错误，这是一种写作的浮躁心理。修改过程中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的稿子明显不合要求，就应立即去改，即使是全盘否定、作颠覆性改动也在所不惜。 改稿不能怕麻烦，也不能护短。有的文稿问题出在内容上，而有的则出在体例不规范、错别字多、乱用标点符号等技术性毛病上。人名、地名、数字、引文要准确。引用公文应当先引标题，后引发文字号。引用外文应当注明中文含义。日期应当写明具体的年、月、日。应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的使用一定要恰当，有人把标点形容为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五官不是心脏就认为不重要，也不能因为标点不是字就无足轻重。标点错了，轻则行文混乱、显得滑稽，重则意思改变、贻害不浅。这类问题不能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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