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凡人生中享受心灵的快乐

其二，热爱本职岗位，享受工作的快乐

工作着是美好的。本职岗位不仅是人生付出聪明、贡献才智、施展本领的舞台，也是人生安身立命的基础。人生只有重视本职岗位、热爱本职岗位、奉献本职岗位，才能在本职岗位上有所作为，成就自己无愧的人生，并享有本职岗位的无穷乐趣。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带着快乐的心情去劳动，劳动就是天堂，带着痛苦的心情去劳动，劳动就是地狱”。一个轻视厌恶本职岗位的人，是不可能搞好本职岗位的工作的，也是无法感受工作的乐趣的，这样的人生自然是没有意义的、也是很不幸的人生。

由于我成长在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那时对如何确定自己的本职岗位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态度。在毛主席和党组织的长期教育下，我们那一代青年对待工作岗位的信条是：“只有工作选人，没有人选工作”、“好男儿志在四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是一块砖，任党选来任党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只有脏的思想，没有脏的工作”、“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等等深入人心，融入血液。正是在这种就业观的指导下，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奔向农村、奔向边疆、奔向兵营、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那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干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就是对我们那个时代革命人生的真实写照，邢燕子、董加耕、候隽等则更是我们那一代青年崇拜的偶像和效法的榜样！什么个人兴趣啦、优越条件啦、优厚待遇等等，都被视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是不光彩的东西，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正是在这种理想主义的社会氛围影响下，我对自己的工作岗位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和挑选过。如果从广义的就业概念来理解的话，我的一生主要经历了三个工作岗位，即务农、教书、当公务员，而且都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而是被动地被推上去的。但我在这三个工作岗位上不论时间长短，也都是尽力地付出、愉快地工作的。

首先是务农。1966年我从岳阳一中高中毕业后，由于文革原因，大学停止招生，我们这批热血青年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务农。当时虽然自己对于没有能够通过保送实现大学梦也怀有某种惆怅和遗憾，但对自己的今后是一时务农还是一辈子务农却并没有多想，更没有因此对自己个人的前途理想产生过多少困惑和迷茫。因为当时自己的想法与当时社会提倡的潮流是完全合拍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光荣的、有前途的。中国这么多的人都在务农，我的祖祖辈辈也都是农民，自己当一辈子农民、种一辈子田又怎么不行？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6岁起就放牛、砍柴，读书以后也从没有停止过农业劳动，种一辈子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暗暗对自己说：“务农种田，别人能干得，我也一定能干得！”因此当时，尽管我身体瘦弱，但正青春年少，浑身上下又充满了革命激情，整天劲冲冲的，可以说一点都不觉得累。每天早晨五、六点钟，我就协助在农村担任基层干部的父亲吹哨子招呼社员上工，然后和大家一起干活，插秧、中耕、车水、割禾、扮谷、挖地、挑土等等，样样都干，而且是非常卖力地干，乐呵呵地干，什么脏呀、累呀都不在话下。乡亲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都夸我是一个“吃得苦不怕累的好孩子”，是“一个编外的生产队长。”

就这样“忘乎所以，糊里糊涂”地干了二年半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离开务农，担任了民办教师。那是1968年下半年，文化革命正处于如火如荼之中，农村教育革命也拉开了序幕，当时主要是两个内容：一是外地教师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是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我家所在的中村公社也办起了一所中学—— 中村一中，即在原白羊小学的基础上升格而成，公社领导在全社范围内挑选教师时，认为我出身好、表现好、有文化而被挑中。于是我便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下子成为了一位年轻的农村中学教师。当时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被称为“孩子王”、“臭老九”，好多有文化的青年视教书为畏途，我却不管这些，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学校刚刚创立，完全是白手起家，我又被指定为临时负责人之一，并担任了学校唯一的一个高中班的班主任，工作压头而又繁忙：我一方面要操心整个学校的工作，一方面还要教高中班的语文、英语，一天到晚冒一点空闲。但“初生牛犊不怕虎”，“草鞋没样，边打边丈”，我就麻着胆子干了起来：策划学校发展、管理学校事务、讲课、值班、带学生参加劳动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几乎没有什么休息，甚至连春节也没回家过。我讲课比较生动，声音又特别大，并带有一种激情，平时也没有教师的架子，总是对学生面带笑容，劳动也能同学生们打成一片，因此，深受全校师生的好评，时间不长，就先后两次被评为区优秀教师，并被推荐出席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高的政治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