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人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蒋介石，总是阴险狡狯、专横跋扈、道貌岸然的样子，可他在批阅公务文书时，也常常不乏幽默风趣。有一次，国民党有个部门拟定了一份“抗战胜利后之建军计划”，呈送蒋介石审阅。因文字过于冗长，蒋无时间细看，便随手批了“我非字纸篓”五个大字发还。又有一次，有位部长签发一份公文，因时间紧急，来不及在公文上签名，只盖了一个私章即飞送蒋介石审阅。偏偏这个私章刻的是钟鼎文，形状像一条鱼，蒋介石认不得，于是抓起笔在公文上批下“我非考古家”发还。还有一次，军政部呈送一份公文给蒋介石审阅，误把当时的国民党宁夏省省主席马鸿逵写成青海省主席，并把马鸿逵错为“马鸿�(达)”。蒋介石看后提笔批道：“马鸿逵写成马鸿�，情有可原；宁夏主席错为青海主席，足见办事糊涂也。”〔1〕 另据2004年6月15日《羊城晚报》刊文介绍，清末民初时期的反动军阀、时称吴大帅的吴佩孚，在批阅公务文书时，也不时冒出一些意外之举。有一次，某熟人托关系写信给主政直鲁豫的吴佩孚，想到河南谋个县长干干。报告呈上，吴佩孚批曰：“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过错，竟要这样的庸人来祸害他们，从而彻底断绝了他的念头。又有一次，某哥们经政要介绍拟了自荐书，要求吴佩孚任命他当旅长。自荐书大谈理想、抱负和志向，然后言归正传，说是“愿为前驱，功成解甲，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云云。吴佩孚批示：“且先种树。”对这等志大才疏、夸夸其谈的跑官要官者，吴佩孚的这道批示既幽默风趣又很有针对性。 二 苏轼一生虽然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元丰二年（1079），苏轼改任湖州知州，到任不久，即因“乌台诗案”而被捕。在被押往京城审理时，亲友们哭泣送别，相对无语。在这种前途未卜的生死关头，苏轼却给大家讲了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宋真宗东封泰山后，到处寻访天下的隐士，有一个叫杨朴的颇有诗名，可召见之后，他却说自己不会做诗。宋真宗问他：“临行的时候，可有人写诗送你?”杨朴回答：“只有我的小妾送了一首：‘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2〕真宗听了大笑，当即放他归隐山林。你难道不能学学杨朴的小妾，也写首诗送我吗？苏轼把这个故事一说，送行的人就破涕为笑了。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当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由于政见不同，得罪了王安石，此后数年苏轼不得不出任地方官职，开始为杭州通判，后来先后出任密州、徐州和湖州知州。 就在苏轼即将离开杭州去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之前，有一位别号“九尾野狐”的营妓向官府提出申请，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请求脱离营妓名籍，成为良家妇女。营妓是古代娼妓之一种。唐宋时，娼妓是官府经营的事业，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列入另册，如想脱离娼妓名籍，可由本人提出申请。唐宋时的娼妓可大致分为这样几种：宫妓，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以及盛会之类的活动上演出，并为帝王提供各种娱乐；营妓，又称之为军妓，在军队为将士们提供娱乐；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乐籍也就是教坊（梨园）并在官府举办的各式各样活动及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家妓，是指养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貌女子。由此可见，娼妓并非全是卖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确规定，官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出卖肉体是违法的。苏轼当时只是杭州的临时负责人，新领导马上就会到任，他本来完全可以把此事推给新领导处理，但他是个乐天派，喜欢开玩笑，看到这份有趣的请示后，提起笔来就批示道：“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同意其从良的请求。这里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汉京兆尹张敞的故事：因受一个案子的牵连，张敞被人弹劾，即将去职。就在这个时候，张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办一个案件，絮舜却说：你只能做五天的京兆尹了，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话？就私自回家睡觉去了。张敞非常生气，马上派人将絮舜拘押起来，说：五日京兆又怎么样？说完就把絮舜杀了〔3〕。苏轼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是说我虽然是个临时负责人并即将去职，但还是有权批准你的从良请求的。这个批示确实非常有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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