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

建设文化强国是由党的忧患意识和坚定决心决定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中就包括“文化更加繁荣”。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过8 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确定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此前后，中央领导同志就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历经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中。文化的生命力在于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文化的感召力在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现代化。

建设文化强国要将文化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中央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的深刻思考，更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十分频繁，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和战略武器，意识形态的竞争与较量从来不会“终结”，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任务比以住任何时候都艰巨。怎么办？在这场国力的较量中要不受制于人，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条路可走，也只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西方国家一位首脑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一个只知道出口电视机和冰箱而不知道输出思想文化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富裕和强大的国家。我们面对现实情况再冷静地分析这话的分量，可以从中得出清醒的结论。中国虽然是文化大国，但远不是文化强国。我国人口已经超过13 亿，正在被称为“世界工厂”，核心的技术世界前沿的发明不在我们手里，我们的劳动力单位产能和附加值长期处于低谷，在国际上缺少竞争力，这与一个13 亿人口的大国地位极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在我国文化生产的源头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体制性障碍长期困扰着文化部门的生产能力，我们的文化部门是“事业”性质，而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上却没有对等性质称谓的伙伴，也就是说进行版权贸易时没有资格进入其中。就好像整个世界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中国”这个特殊的选手，由于没有独立的文化法人地位，没有参赛的资格。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不平衡，“精神饥渴”现象日益强烈的尴尬局面。

事业性质的文化部门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多给才能多干，少给只能少干，不给只好不干的管理机制既是规则又是通病。文化体制改革前，许多文艺院团竟到了无钱排戏的地步。人，这个文化产品的生产力要素被僵化的机制束缚得松不开手脚，连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想把作为生产对象的文化产品搞得丰富精彩只能是一种空想。

体制机制的障碍还表现在我们的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混淆不清。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 市场属性不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有文化、无市

场”，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当中国加入WTO 以后，要按规则将国内的文化市场逐渐放开，这就形成了我国的文化单位难以与国外文化企业同台竞争；结果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国有文化单位缺乏活力。这种现状催生着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步伐，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自然成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表明，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必然要发生变革。一个国家的政治追求决定其治国的理念，治国的理念决定治国的方向，治国的方向决定治国的目标，治国的目标决定治国的方法。当文化体制成为实现文化强国这一目标的障碍时，文化体制的改革之日也就必然到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必然。当这种时代呼唤和必然选择到来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