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笔老则简——公务文章写作浅说

 文贵简要，是写一切文章都要注意的，也是许多文人讲过的一条写文章的大道理。汉代四川大文豪杨雄说：“大文弥朴，质有余也。”意思是说真正写得好的大文章，都是简朴精炼的，因为它的内容质量高，用不着去反复铺陈说教。清人刘大■认为：“凡笔老则简”，又称“简为文章尽境”。意思是说，真正会写文章的老作者，所写的作品必然是简炼精要的，这是写文章技巧的最高境界。这方面的文例是举不胜举的。中国古代许多优秀作品都很短，《古文观止》上自周代，下迄明代，选了220篇佳作，没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如果《古文观止》尽选长文章的话，恐怕早就淹没难以传世了。今人也是如此，十月革命后列宁要求秘书们写公文：“请写得简短些，要用电报文体……写长了我根本不看，一定不看。”《毛泽东选集》中有许多重要的文章，不过千把字，有的甚至几百字。今天，厂长们写总结、作报告都宜简要，秘书们写公文更宜简要，因为只有简要才能给读者以突出的深刻印象，才能达到写文章、作报告的目的。在生活节奏大大加快的现代社会，文章长了很多人就会“根本不看”；讲话长了，听众多半会“意散神驰，昏昏入梦”。

但是文章怎样才能简要呢？这其实是一门大学问，涉及的方面很多，诸如文章的体栽、内容、写作者的风格、水平……甚至与时代的文风有关。“逮德下衰，风雅不作，形似艳丽之文兴，而雅颂比兴之义废”（唐•柳冕《答杨中丞论文书》。文章专讲艳丽，自然难以简要。在当代，“四人帮”时代就讲究文章“假、大、空”，常常废话、套话连篇。而处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太平天国政权，则要求“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戒浮文巧言谕》）。这就是时代与文风的关系。另外，文章的长短简繁，“非因字句多寡，篇幅短长”（清•魏际端《伯子论文》）。即文章的简要问题并不是单纯看字数的多少与篇幅的短长，简和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是需要说明的。

厂长与秘书们写的大抵都是公务应用文，诸如公文、简报、总结、讲话稿等，而不是像《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文学巨著，这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如何才能把公务文章写得简而要呢，以下谈谈几点基本认识与体会。

一、公文和一切应用文，本质上都是一种工具，工具性是它的本质属性；而一件公务文书只宜解决一个问题，“一文一事”是公文写作中的一条规律性要求。这就决定了它必须紧扣目的，直陈其事,勿需旁枝蔓叶，节外生枝。公务文章一般都不必引经据典，注释考证。公务文书的工具性和一文一事的规律，决定了它必须十分精要。

例外的情况不是没有，有的公务文章或许需要说理或缘情，自然得多几句，但也还是“理当则简，味淡则简”，并不是讲道理就一定要连篇累犊，谈感情就一定要反复回旋。公务文章毕竟既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恋爱信。就是学术论文，考证过繁也会陷于“文繁理富”，却使人不知所云，望而生厌的地步；就是情书，翻来复去地赞扬对方貌若天仙，唠叨不停地说：“我爱你”，恐怕对方也不会赏脸的。有两篇成功的古代公文可为典范，一是秦代李斯《谏逐客书》，讲了许多大道理，劝谏秦始皇改变了驱逐外国客卿的重大国策，只有705字；另一篇是晋初李密的《陈情表》，通篇以情动人，也改变了晋武帝要他做官的初衷，只有475字。这两篇文章都是千古大文章，都是写得极好的文章，更重要的是都是达到了目的意图的好公文，都是如果写得不好就可能触犯龙颜的“杀头文章”，不妨从秘书的角度去详加研究。我想，如果我们写文章有明确的“工具”意识，有紧迫的“杀头”危机感，大概就开了个简要的好头了。

二、文不求全，公务文章尤其不要求全。这除了前述“一文一事”的规律性要求而外，还有更深的道理。说透了就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全面的文章，任何大文人也写不出绝对全面的文章来。现今世界上可称为比较全面的巨著，恐怕要数《大英百科全书》或《辞海》、《辞源》之类了，然而这些巨著都是写了几十、几百年的集体创作，至今也还在不断修改补充之中。现今的一些化学元素、民间流行的某些俗语，在《辞海》、《辞源》里就找不到。

其实，“求全”是写公文的一个思想误区。凡是面面俱到的文章，这个是前提，那个是关键；这一条压倒一切，那一条是当务之急，如此等等，什么都想讲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讲清楚。试翻阅当代最全面的长公文，每年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总是有所重点的，今年重点讲农村改革，明年重点讲城市改革；这次讲高速度发展，那次讲治理整顿，其他的也不过点到而已。明乎此，领导要求写全面一点，可以理解；各部门要求带上几句，是合理的要求，写文章的人点到、提到就行了，还是要有自己的主心骨，绝对不要追求在一篇小公文里去体现永不可能实现的“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