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很荣幸接到张志强老师的邀请来到南大。我之前在大学里有过一两次讲座的经历，但是都很失败。我从事的是最具体、最细微的编辑工作，但很多同学思考的往往是人生的大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宗教、人生、爱情，还有工作，彼此的所思所想很难凑到一块儿去。这次志强老师责令，我内心也很忐忑，但听他说很多同学也都是在出版第一线的同行，所以就鼓足勇气来了。 我今天讲一下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经验和教训，跟大家分享。 志强老师给我出的题目是“策划”，编辑的策划。“策划”这个概念，我们先不去考虑它字面上的规范概念。一般来说，策划往往属于一个图书选题前端的工作，好像我把选题想好，然后由部门或社里做成一本书就够了。但在我的理解中，策划不仅仅是前端，更应该是一个全程的工作，它不仅仅包括选题的酝酿，也包括它的执行和最终一本书的产生，是从头到尾的一个过程。这是我对策划的理解：它要的是完成度。所以我把志强老师给我规定的题目擅自改成了“编辑的执行力”。我们把一本书从头到尾整个的出版流程、出版周期，来理解为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策划过程。 去年来南京，在朱赢椿老师的工作室，遇见了出版界的老前辈速泰熙老师，原来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设计总监，南京南站的一面艺术墙就是他设计的。速老师邀请我们几个人去他家坐坐。速老师退休之后喜欢上了家具，他又没钱，买不起那些明清家具，于是就自己做。他做的椅子，前后一共做了五把，其中有一把还被上海世博会收藏了。速老师跟我讲，他怎么设计这五把椅子，每一把有什么不同，上一把椅子和这一把椅子之间为什么要做那些改动，他的考虑是什么。我听得特别入迷。 在速老师家的经历，让我很感慨。我们一般对一件东西的制作过程，往往会记录属于体力劳动的那一部分，很少会想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就是智力活动的那部分。我接触了一些民间艺人，包括看到一些机构在执行工艺选题的时候，大家都不自觉地去记录这些艺人在体力上的付出、时间上的积累，这个艺人的手磨出了多少老茧，这个艺人经过多少年的劳作变得老态龙钟，腰弯背驼，却很少记录他是怎么动脑筋的。我们遗留下来的很多对工匠、工艺的记录，都只是对他艰辛的讴歌，对他情怀的赞美，很少去记录他的智力活动、脑力劳动。当然这也容易理解，动手是外在的，属于动作片，较好表现，动脑部分确实很难呈现，甚至当事人也说不清楚。但是，一个人脑海中的思潮翻滚，也可能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大片。 今天我不揣浅陋，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在具体执行一本书的过程中，我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而不再讲我做这本书有多辛苦，熬了多少夜，或者登门拜访作者多少次才终于感动上苍，把这个选题做下来了。这种辛苦和体力活，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就说一本书跟智力活动有关的工作。 我拿出来的例子是读库出品的《城南旧事》，两周前刚刚推出。 《城南旧事》已经是公认的经典作品，入选语文课本，被“新课标”列为必读书，版本无数。前年我去台湾，见到格林文化的老总郝广才，去他们公司串门，看到了他们公司成百上千的书，其中就有格林版的《城南旧事》。格林版就是所谓的“最美插图版”，是大陆数一数二的水彩插画家关维兴先生画的。关于《城南旧事》的出版价值，林海音女士的文字已经不用多说了，我们来看看关维兴先生的画。 关维兴先生早期在鲁迅美术学院学水彩画，又被选送到东欧去学习，他的人生因为各种政治运动很坎坷，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能真正开始创作。给《城南旧事》画的八十来幅插图，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画的，刚画完，刚出版，就拿了好几个国际大奖，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奖项。 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很多很多信息，那天我跟郝广才先生谈，也不是只有《城南旧事》这一本书，他们有那么多书，为什么会对这一本这么看重呢？ 第一个点，《城南旧事》属于我们的早期阅读，包括同名电影。我记得后来年龄再大点儿的时候，还和朋友产生了争论。当时我的观点是《城南旧事》那部电影拍得并不足够好——当然它已经很好了。电影是八五年拍的，吴贻弓先生也是非常有人文精神的导演，但是那个时代，我们整个文艺界，编剧、导演、演员，那时候的审美，和《城南旧事》的味道还是不对等的。现在看《城南旧事》电影，还是感觉有一点点的不足。这是一个点，我自己对《城南旧事》是了解的，有感情的。这部经典，有读的必要，有重读的必要。 第二个点，两年前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编辑魔鬼训练营，很多同行来参加，我们在人大上了几次课。大家在课间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同行给我看关维兴插图版《城南旧事》。那是我第一次看，当时就很震惊。那位同行也说，这本书已经绝版，读库应该来做。 第三个点，我在格林公司的办公室看到《城南旧事》，知道“最美插图版”的版权在他们手上，我们有可能合作。 一共三个点，把我内心的感觉触动了，当时就决定，无论如何要把《城南旧事》插图版的版权签下来，在大陆再出。 什么叫策划呢？策划就是一种触发。你每天会接触很多很多信息，每天会看到很多很多书和选题。为什么做这个，不做那个？太难说清楚了。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种……我觉得也可以叫灵感吧。 给大家再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翻译高手，叫缪哲。他十年前翻译了一本书，叫《塞耳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这本书是十八世纪英国的一个绅士用一辈子的时间写的，他终身未婚，居住在一个叫塞耳彭的小山村，整天观看花鸟鱼虫、自然生态。这部著作被称为“生态学的圣经”。缪哲翻译出来之后，花城出版社出了。我当时对这个事并没有太在意，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灯下黑”，对离得远的作者和作品非常看重，但往往对身边朋友的作品容易忽略。当缪哲跟我提到他出的这本书时，我没有去买，也没有看。后来看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上世纪三十年代，叶灵凤就提到了《塞耳彭自然史》，他列举出了几本“当译而未译的书”，或者叫“当译而难译的书”，《塞耳彭自然史》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说它最应该被翻译出来，但是又最难被翻译出来。因为当时整个生态学的命名学还没有规范，里面有大量英国乡村的名词或专业术语，几乎没法翻译。 大家看，几年间，我接触到了这两个信息点，但还不够产生触发。后来又有一次，我无意间读了一本书，提到读书界很多奇奇怪怪的藏书人。说有一个人一生只收藏《塞耳彭自然史》，各种版本的。这篇文章里提到，《塞耳彭自然史》在世界各国出了几百个版本。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谈资，但是通过这个谈资，你可以看到《塞耳彭自然史》在出版史上的地位，在读书人心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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