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中国讲城镇化面对很多难题,从全国来看我归纳为四个方面。时间有限就不一一举例子了,同志们一看就知道有些压力就是同志们直接面对的。 从全国来看,我们的城镇化进程叫做“四个不可持续”。前三个不多说了,都说了很多年了,最重要的是第四个,我们今天的城镇化是以低成本公共服务实现的。在北京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习惯于甭管大中小,先把一个城市的骨架拉开,架子搭起来,让大家都住进来,但是我提供给的公共服务是打折扣的,这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习惯路径。这个当然符合我们的国情,不可能一夜之间都很理想化的发展。本届政府特别强调新型城镇化,这个“新”字新在哪?不止是新在我们北京大城市不要再过度发展,还新在我们希望更多的城市把发展资源投向提高本地公共服务的水平上,把低成本的公共服务这块短版尽快的弥补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在城镇化阶段里面,在座的同志们所承担的管理工作越来越成为今天城镇化当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扩张这个城市。 今天我们讲要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我把它归纳了几个方面,我重点说第二个。过去我们觉得城镇化叫做锦上添花,今天我们觉得城镇化的发展叫做雪中送炭,重心是在雪中送炭上。什么是锦上添花?过去这种锦上添花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努力把财力、资源、土地用在把城市搞的越大越好,这是一种锦上添花。还有一种锦上添花是什么呢?如果说我有些资源投向这个城市的人,我重点提高我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忽略了或者说过度的区分有没有户籍这个理念,给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锦上添花。今天我们讲城镇化的发展要转变质量,体现在雪中送炭上。给谁送炭?给我们这个城市之前的短板送炭,基本的公共服务有短板尽快补上。北京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有八百万,这八百万尤其需要我们雪中送炭,这个转变在很多城市里边不容易做到,大家道理上都觉得是,但是真正把这个地方的精力和财力转向这个地方的非户籍人口,大家从意识上和财力分配的机制上都还不能完全保障,这是未来几年改革真正的难点所在。 今天的新型城镇化归纳起来看有几个关键的转变,从过去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从过去重点发展大城市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均衡发展,从过去孤军突进的城镇化到今天我们强调的城镇化一定要有足够的产业支撑,这是从全国来看我们面对的三个转变。而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北京的城镇化的核心难题是什么呢?核心难题就是怎么让我们的城镇化按照中央的考虑实现这么几个变化。 第一,顺势而为,水到渠成。尊重自然人的选择,而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提前框定。 第二,慢慢的把过度发展的一些毛病改掉。这个过度发展的毛病体现在我们大量的常住人口没有实现市民化,我们中心区过度聚集,体现在我们过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 今天我们的城镇化归根结底不是由总书记、总理和市长们命令出来的,是由几亿的自然人选择之后叠加在一起,我们把它叫做几亿人的用脚投票走出去的。今天我们再怎么有管理者的考虑,最后你都要回到人的身上,你要去影响人,你再怎么讲不让人进来,人家就来了,每年几十万人来了,落脚在你这儿了,咱们也没法把人轰出去,人家住够6个月就是你的常住人口,我们还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为他做好服务,满足他的一些生活、工作的基本需求,今天要更多的从自然人的角度考虑。大家可以看到,三年前我们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特大城市还叫做合理控制人口规模,经过最近这三年就变了,因为局势变得更严峻了,已经变成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才有了北京今天的决策。 咱们北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呢?我想跟同志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这是我自己单位一年前做的一个对北京细致的分析,我们做了一个大型的课题研究,有些数据也在不断的更新当中。 我们研究北上广到底还能装多少人,我们重点研究北京,上海和广州也做了分析,三个城市的趋势完全一样。北京每年户籍人口增加十来万,每年外来常住人口增加五六十万,按照这个进度,2020年全面小康的时候北京就不是今天的2100万人了,很有可能就是2400万人,甚至如果不遏增速会到2700万人。 北京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大家都说优质资源多、发展机会多、竞争相对公平,这当然有吸引力。但是我们做了一个数量化的分析之后发现,我们北京还有一个独特的吸引力,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这个超出我们很多人的预期。过去我们认为大都市的生活成本一定是最高的,但是我们发现实际状况是北京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一旦形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前面说的几亿自然人他做选择,他很重视这种生活成本的信号,他不光听你总理怎么说、市长怎么说,这种信号对自然人的选择来说至关重要。 今天北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延缓资源极限值到达的那一天,按照现在的进度,每年五六十万人,都可以算出来,十几年以后这个城市就到三千万人的极限值,到了那时也不能用行政命令关上北京的大门。我们提出遏制人口过快增长,把一些批发市场、企事业单位分散出去,这些努力有作用吗?我觉得不够,我们还要做一个努力,我们不得不利用合理的价格手段调控城市。过去十几年我们一直致力于让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低,但是未来十几年也许我们开始要致力于让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合理提高,这个变化是重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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