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做了太子，房玄龄随之担任太子右庶子。不久，李世民做了皇帝，房玄龄取代老臣萧瑀担任中书令，功列第一等。这两个职位分别是太子东宫和皇帝朝廷之中的首席秘书。房玄龄继续在首席秘书的岗位上为李世民处理权力交接前后的复杂军政事务。贞观三年以后，担任了尚书左仆射，作为行政首长，任职达15年之久。在这个位置上，房玄龄“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见于《贞观政要》和新旧《唐书》中的这段概括，是王珪评价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最好注脚。遍看贞观一朝史事，房玄龄被记载下来的事迹并不多，而“良相”“贤相”的桂冠，又非房玄龄莫属。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房玄龄在担任宰相期间所作出的贡献，主要包括制度层面的机构改革和人事改革，制定法令，并省州县，裁减官员，整顿财政等，还包括协助唐太宗指挥消灭东突厥的战争。所谓“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诚非虚言。房玄龄的作用与贡献，是当时任何大臣都不可比肩的。 房玄龄作为唐太宗的首席辅佐，其器识是超越群伦的，尤其是他宽厚待人的胸怀。唐太宗赋予了房玄龄很大的用人权，但他在用人方面却从未受到批评。这不得不归功于他“闻人有善，若己有之”的胸怀。唐太宗曾经批评宰相封德彝错误的人才观，说他总是用自己的长处去量别人的短处，所以选拔不出任何人才，并以“岂借才于异代”来责问他。房玄龄深知不可向其他时代借用人才的道理，所以能够做到“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 辅赞弥缝，而藏诸用 唐人柳芳对房玄龄有一段评价：“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新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史臣“赞曰”所引柳芳之言，还有如下一段：“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完整地理解柳芳的评价，可以看出房玄龄低调行事、严于律己的品格。《新唐书》史臣“赞曰”进一步总结这个品格：“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辅赞弥缝，而藏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扬己取名，了然使户晓者，盖房、杜之细邪！”大意是说，君王越是信任，宰相就越不能有优越感和特权感，要努力使得周围的人都愿意为君王效力，而不是自己把君王包围起来。宰相要尽心竭力辅佐君王，但不可贪天之功，既要敢于承担责任，又要有做无名英雄的境界，“善归人主”。至于那些扬己取名，喜欢利用和君王的密切关系吹嘘炫耀、把自己宣扬得家喻户晓的人，相比于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大臣来说，无疑是小儿科了。 正是由于房玄龄的律己，长孙皇后在临终前对唐太宗叮嘱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也正是由于他的低调，唐太宗对其极为信任，并因此培养出君臣之间无与伦比的默契。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留守京城。正好有人信访，称有秘密要告发，房玄龄问是什么，那人回答说：“此事与您有关。”于是，房玄龄派人将他送到太宗行在所。皇上听说留守房玄龄送来一个告密人，十分愤怒，命人持长刀站在旁边而后见之，问那人所告谋反之人是谁，答：“房玄龄。”太宗说：“果然是这样。”命令拉出去腰斩。然后给房玄龄去信，给他授权：“更有如此者，得专断之。”（《隋唐嘉话》）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到翠微宫暂住，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在京城留守，正好有人从京师来，太宗问曰：“玄龄对李纬拜尚书有什么意见吗？”来人回答说：“玄龄只是说李纬的胡须长得很好看，就没说别的了。”太宗听后马上改授李纬为洛州刺史，不让他当户部尚书（《贞观政要•择官》），对房玄龄信任之深可见一斑。 房玄龄作为贞观朝的第一功臣，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作为唐太宗长期的首席秘书，可以说人生得意。但他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一贯严于律己、低调为人，从而得到了唐太宗的无比信任和君臣之间的默契。而这种信任和默契，正是“贞观之治”局面得以形成并维持较长时间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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