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梁启超“新文体”创作述评 王耀国 指导老师：任遂虎 专业：汉语言文学 [内容摘要]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旗手，其代表“新文体”的创作在当时有着异乎寻常的反响。本文从新文体的形成、内容与特色、影响及局限性等几个方面对 “新文体”创作的基本历程及其历史价值进行论述。“新文体”深受报章文体、日本文体的影响，并汲取了传统散文中的有益成分，是在借鉴了外国的语法规则和国内的政治形势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它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鲜明的政治倾向、中西语言交融、情感真挚强烈、表达形式多样等鲜明的特色。“新文体”不但推动了中国的散文革新，而且在新闻舆论等领域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本文也指出梁氏“新文体”的局限性，即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不彻底性。 [关键词] 新文体 觉世之文 桐城古文 文学革命 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启蒙家，同时也是当时富有自由思想、革新意识并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他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旗手，先后发起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运动”。梁启超一生的经历，跨越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在近代中国社会风云急剧变动的政治潮流中心，经受了一次又一次冲击，被造就成一个生平和思想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自称“委身与文界”、“专以新闻为业”的他，一生未曾停止论述，尤以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最为辉煌，被誉为“文界革命之健将”。这时期他创作的“新文体”在当前具有异乎寻常的反响，为其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英豪”等美誉。 “新文体”的形成与命名 梁启超一生的思想活动几乎展现于他的报馆生涯中，办报是他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他最重要的表达方式。正是在生存与表达的交融中，梁启超形成了他以“报章文体”为主体的新体散文。对此，梁启超曾作了精辟的概括：“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学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持；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焉。”[1]这段文字被视为“新文体”的经典定义，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新文体”是与当时盛行的桐城古文对立中产生的。他明确表示“夙不喜桐城古文”，批评“其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就，无益于社会”。 在晚清文学革命以及近代文学向五四新文学过渡的历史进程中，集社会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于一身的梁启超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纽带作用。“新文体”的异军突起，首先是当时社会政治变革，开启民智的需要。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前协办《中外纪闻》，主办《时务报》，变法失败后又创办了《新民丛报》等。内容决定形式，既然梁氏视文学为“新民”的武器，就必须提倡以通俗的语言为文，提倡俗文学，创造新的文体。 其次是受“报章文体”的影响。中国第一位报刊政治家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评论时政、鼓吹变法的文章是其代表。梁氏将其发展为：“吾辈为文，岂其欲藏之于名山，候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言。”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异国的生存体验给他不可磨灭的启迪。西学，特别是日本明治之学对他的浸润和濡染，是“新文体”出现的重要原因。东渡后，梁启超广泛接触西方文化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后新兴的文学，特别是被誉为“日本新文学界之权威”的德富苏峰的文章对梁启超影响较深。他认为德富苏峰的小品文切中时蔽，意气风发，称赞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2] 最后，梁启超的“新文体”还深受中国传统散文的影响。他早年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史记》、《汉书》等，精研过训诂之学。早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散文的有益成份被“新文体”充分的汲取，兼容并蓄。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梁启超的文章实际上是融合了传统的古文，桐城派，甚至金圣叹的评点派，而又推陈出新的。”[3] “新文体”的内容与特色 “新文体”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当时时代的明显特征。首先它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论述了变法图强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时代风云变幻的画卷。其次作为“觉世之文”，“新文体”竭力鼓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它极大地宣传了国家思想、资产阶级道德理论、权利思想等。他以“觉世新民”为己任，抱着满腔热忱，怀着无限信心，努力进行思想启蒙。 另外，“新文体”也极大地批判了传统思想和封建专制。他一反“代圣贤立言”的传统，常引西方学说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许多文章中，他常拿西方的学说同中国的封建思想作比较，无情地批评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的思想文化。讨专制：他曾尖锐指出，专制制度是中国积弱之大源，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国民大众之公敌；非传统：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孔教以及由此衍生的先哲之教，如仁义道德、忠孝节义、克己复礼等。 梁启超的“新文体”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大胆提倡文体变革，并广泛介绍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而赢得了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及爱国人士的欢迎，而且因其展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拘形式、感情充沛等特色而得到读者称赞。他的散文打破了传统体裁的束缚，横扫恹恹无生气的桐城之风，建构起一种浩浩莽莽具有排山倒海之势的新文风。他在龚自珍、王韬等人散文变革的基础上，把我国的报刊政治文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加速了古文的衰亡，促进了文体的解放。梁启超的文字有一种魅力，一种思想的魅力，语言的魅力，感情的魅力，其思想之新颖，如破土之春笋；其感情之激昂充沛，如大海之波涛，充溢着一股对传统古文体裁的冲击和突破的革新精神。他的“新文体”独具风格，从内容到形式，从构思到语言，都有许多独到之处，显示出如下特征： 1．鲜明的政治倾向 梁启超的自我生存之思与时代新民之思是紧密相连的，他的散文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为革新服务的政治色彩。他认为作家当本着“以觉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作“觉世之文”，而不是仅仅满足以文人自命，写“传世之文”。近代文化语境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变”字来概括，而梁启超对于“变”的必然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是异常深刻的。在《变法通议》中，他大声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其上，大势相迫，非可预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他猛然抨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专制皇权思想观念，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变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变亦变，不变亦变”，铿锵肺腑之言，掷地有声之辞！读此文，使人除了赞同变法之外，别无选择；紧接着，又自陈了主动变法与被动变法的两种迥异的后果，以无争辩驳的逻辑力量，迫使读者从感情到理智都赞同变法。诸如《变法通议》之类的新体散文，以若有电力足已吸引住人的文字，婉曲的表达出当时人人欲言而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情感。这篇文章的影响，在当时影响极大，既不守家法，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浑惊人的崭新之笔，在当时的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 2．明晰的条理与充沛的情感相融贯 梁启超十分重视文章的条理，他曾说：“于文，经纬整列曰‘理’，条段错紊曰‘乱’。大纲小目，条分镂析。”[4]他的新体散文虽然“纵笔所至不检束”，但行文起讫自由，各自成段，分项申说洋洋洒洒，尽意方休。既使长至万言的长篇，亦眉目明晰，往往题目之下，各部分再列小目，小目之下，又分项论述。如《变法通议》一文，分“自序”，“论不变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苦”等小标题，分章论述，一目了然，而每一论题的阐述，他都注意旁征博引，后复申论，层次非常分明。 “新文体”情感真挚强烈，“笔锋常带情感”。新体散文的政论情理交织，不但以理服人还能以情动人。新体散文“慷慨天下事”，激情洋溢，浩莽奔放，虎虎有生气，其笔端倾注了充沛的情感动人心魄，产生巨大的鼓动性、说服力和感染力。梁启超的散文不但把思想熔铸于具体生动的形象之中，而且充满着蓬勃欲发，真挚浓厚，奔放激荡的情感。梁启超的散文激情非常充沛，他的激情多是有感而发，是出自肺腑的呐喊，主要是为抒发心中家国民族的危殆之感、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或因强烈的责任感、屈辱感驱使而发的。因此他的文章热情洋溢，似奔腾的大海，感情一泻无余，十分感人。如直抒胸臆，雷鸣怒吼、恣睢淋漓般的《少年中国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字字血和泪，揭示了祖国危急的处境；“譬犹蒸水将沸于釜，而倏鱼犹作莲叶之戏；燎薪以及于栋，而燕雀犹争稻粮之谋，不亦哀乎！”亡国在即，而民竟麻木不仁，“禽视鸟息，行尸走肉”，及至争权夺利，相妒相轧。 梁启超的“新文体”，或激昂慷慨，或热情澎湃，或沉痛控诉的抒情文字，洋溢着感人的诗意，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往往将明晰的条理与充沛的情感结合起来，将理智与情感融贯起来，使文章既富有逻辑力量，又富有感染力量，自有一种淋漓之气充溢其间，使人联想到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正如胡适先生在《四十自述》中指出的“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的那枚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5] 3.表现形式自由多样——“纵笔所至不检束” 相对于近代桐城派古文追求的文法，骈文家所崇尚的华丽和古奥，“新文体”的“纵笔所至不检束”是对文体本身的解放。这种“不检束”并非不讲章法而是指作者应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梁启超认为关键是作者的文思应该都由“烟士披里纯”（灵感）所鼓动，而绝不能像桐城派等旧文体那样专制于文法。桐城派义法在他看来“恰如冬烘学究之批评古文，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定之准绳。一若韩柳诸大家作文，皆有定规，若者为双关法，若者为波澜擒纵法。自识者观之，安有不喷饭耶？彼古人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曰惟‘烟士波里纯之故’”。在他看来，新体散文的写作应该摆脱文法的束缚，最大限度地发挥“烟士波里纯”的作用。 在行文过程中，梁启超打破所谓的“古文义法”、骈文界限的束缚。与此同时，他又无所顾忌地采择一切于他有用的古文、史传文、辞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日本文学的字法，字式，腔调体式，打破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界限，形成别具一格的新体散文。“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制，无次序，或发论，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这正是其“纵笔所至不检束”的因由。 从总体上看，“新文体”从不固守于一种形式，而是根据文章的主题和内容形式的变化，采用不同的体裁，既有政论，时译评，也有序跋，电文，既有通告，书信，也有传记，游记等等，不一而定；既有洋洋万言之文，也有小小自序之篇，既有义正辞严，也有嬉笑怒骂，既有深刻剖析，也有幽默讽刺，笔意甚广。从独立篇章看，文笔骈散杂糅，言赋兼行，不拘一格，变化万方，自由洒脱，笔随意走，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总是一气贯全篇，少见刀斧之痕。 4．中西交融的语言特色——“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 “新文体”强调输入“欧西文思”，杂用外国语法，目的是要借助西方的文化精神革新中国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作为报章文字，“新文体”以输入、介绍欧洲新思想为己任。“新文体”大量采用了多音节的含义精确的新名词和生动的口语词，加以巧妙的组织，并使它们广泛流传，成为汉语新的基本词汇。且看他在《过渡时代论》中所写：“其在过渡以前，止于此岸，动机未发，其永静性何时始改，所难料也；其在过渡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勇可贯与否，亦难料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莽，雄心裔皇。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荼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豪杰英雄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 这段文字中既有日化痕迹的长句，也有音节铿锵的韵文，既有类似八股的长比，也有骈文的四六句，还杂有大量的外来词，如“过渡”、“动机”、“永静性”、“彼岸”、“势力圈”等。大量的这些在当时颇感生硬、刺眼的外来词，绝大多数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口语和文字中广泛应用。至于常在文中杂用达尔文、斯宾塞、欧罗巴，美利坚等外国人名、地名，在“新文体”中更是屡见不鲜。甚至他还在散文中直接用外文，诸如《释革》、《人权与女权》、《烟士波里纯》等篇，更是直接引用外国人的英文原话，这根本是中国古代散文中从未出现过的语言现象。新名词和外来词大大充实和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增强和扩大了汉语的表现能力和应用范围，推动和加速了文体的改革。 “新文体”由于注入了一些新鲜活泼的口语，从而使其文体情状物，真挚可爱，读时流畅自然，通俗易懂，饶有趣味。“新文体”的文笔语言，文白相杂，文言间出俚语，成为一种浅近的文言文体，接近口语，人人能懂，又能骈散结合，奇句散行与偶句排比相杂，打破了骈体与散体的严格界限，增强了文字表现力。它还大量吸收外来新词新语和外国语法，改良了文体的语言素质,更提高了新体散文记事言情的表现力,现举《少年中国说》的结束语，以窥测此种语体之大概：“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国则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瓜飞扬……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善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这段文字虽为骈散结合的古文句式，但浅近流畅，通俗易懂，加之感情充沛，很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 梁启超认为只有采用俗语，与民众的隔阂才有可能清除。惟其如此，在“新文体”中他自觉杂以俚语俗语及外国语法，以期向俗语的方向靠近，用来填补言文分离的鸿沟，达到“觉世之文”的要求。他的文章有的继承传统的笔法，在文末加一段“饮冰子曰”，站出来议论一番，有点类似《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同时他在近代化了的半文半白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民间谚语、韵语、俚语，以及西方名人格言，并借鉴外国语言的某些表达方式，一扫过去桐城古文循规蹈矩，陈陈相因的腐朽文风，开创了一种新鲜活泼，接近群众欣赏习惯的健康风格，形成了一种新的文章风格，影响着近代散文的发展，开启了从古文向五四时期白话文过渡的先河。 5．夸张、排比、对偶等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应用 梁启超不仅善于利用句子形式上的错综变化使文章波澜起伏，而且常常巧用多种修辞手法描摹世态，表达情意，使文章酣放自恣、纵横跌宕。而他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往往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变化的。有时破奇为偶，用一连串的排偶句来增强笔力气势，使人感到文章有一种内在的旋律；有时又奇偶互用，使文章显得跌宕多姿。如在《说希望》中，作者将对偶、排比、比喻交错运用，以明快的节奏，恢弘的气度，奔放的豪情，悠扬的韵律，浪漫的气息，表达了作者满腔的爱国热情，展现了作者深刻的见解和惊人的笔力。用这样的文笔，提出了时代的命题，就更能抓住读者，更能在读者群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特别是《少年中国说》中的：“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这一段以老年人与少年人的精力、性格的不同进行对比，比中套喻，又大量地运用排比，通过老年与少年的对立，双峰对峙，使读者对封建末世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有一个生动而形象的认识。梁启超运用正反对比来描绘未来中国的美景，使文章声色兼备，动人心弦，语势雄健，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他不仅把对象说得更清晰，更明朗，也使读者更加憎恶、唾弃老年的中国，更加向往、热爱未来的中国。 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到近代，随着历史的巨变，文章为了表达阔大丰富的内容，篇幅也相应增长。梁启超更是写长文的高手，他的文章一洗从前旧文体的所谓寄托，放言横议，毫无拘束，直抒胸臆，每论一个问题，总是尽意而罢，笔无藏峰。他的政论散文，每说一题，必举一连串的中外事例，或用大串长长的比喻，广征博引，反复论述，洋洋洒洒，但行文所至，开阖自由，条理明晰。如《〈变法通议〉自序》：文章采用疑问句开头，提出“法何以必变？”接着列举了天地、寒暑、昼夜等自然科学现象，然后一笔点明“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周然，非夫人之为也。” 梁启超不仅善用多种修辞手法，而且在句式、字数上也讲究骈散相间，音节语调也注意抑扬顿挫，从而显示出其作为一个横贯中西、纵览古今的政治家、文学家的开放性眼光和世界意识。梁启超的新体散文能具备强烈的情感煽动力，这与中国古代讲究为文必须讲究“气盛”很有关系。他把握了祖国语言的丰富词汇和灵动技巧，也集中了近代人激愤国耻、渴求奋进的心态，熔精炼与奔放一炉，造成了一种气势，这正是梁启超新体散文不重形象塑造而能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 “新文体”的历史价值与局限 “新文体”作为古文走向五四新文学的一种过渡形态的文体，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钱玄同曾推举梁启超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之人，“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治著作，因时变迁，不能使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贴括溪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剧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之革新，必数梁君。”[6]新体散文的创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乃至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郑振铎所说：“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的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成绩；他的成绩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通化了。他在新闻界也创造了不少模式。”[7] “新文体”的历史价值，首先表现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它能开思想之新风，推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正当国难当头，仁人志士为寻找民族前途，变革制度文化困扰，焦灼而需要新的启示时，“新文体”将一整套西方近代民主体系，以崭新的、富有表现力的方式引进来，加以阐释，予以传播，变成新的文化观念和改革方案，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占领宣传阵地做出了突出贡献，最终加速了变革中国制度文化的进程。 “新文体”之中的新思想、新精神，曾教育和启发了整整一代青年，使他们受到思想启蒙的洗礼。郭沫若用他自己所习用的语言，比较客观地描述了那时青年一代的共同感受：“平心而论，梁任公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产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他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8] “新文体”作为自觉变革书面语言的阶段性优秀成果，其历史价值还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动摇了文言的正统地位，为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扫除了重要的障碍，推动了近代散文的变革。有趣的是，由于当时科举考试废八股文而改试策论，“新文体”作品又成为热衷功名的士子们应考的枕中秘籍，《新民从报》即被考生带入考场以应考试，这又说明“新文体”已夺取了八股文的特殊席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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