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0，督促市长给书记打电话，内容是商业街的改造问题，提醒先问候，书记病刚好； 8：30，陪市长去市建委，研究政府大楼改造问题，记住要有‘巴洛克’风格； 10：00，陪市长看望一个下岗职工，告诉市总工会先把这个人家里收拾利索了，面子上要好看，电视台同去，要录像； 12：00，到干部俱乐部，与德国老板谈开发区投资问题，记住政策优惠底线。同时吃饭，控制白酒不过三盅，啤酒不过一瓶； 14：00，到实验中学，谈高中‘校中校’收费标准问题，记住悄悄把副校长季红叫来，是市长老同学； 16：00，到合资企业电子琴厂，谈合作到期是否续约问题，提醒市长，这个企业一直没交所得税； 17：00，到电视台，与总编室座谈最近电视节目安排为什么老百姓有意见问题。记住，台里新闻部、生活部、电视剧部参加； 18：30，到五粮液大酒楼吃饭，电视台人员同去，不带设备不录像； 20：00，到副省长老金家看望，老金将退，记住老金贪杯，买四瓶茅台（360元一瓶的）； 22：00，送市长回家，路上顺便给市长儿子捎一个“背背佳”(市长儿子有点驼背）。 最后和司机分头回家。 我大学毕业后在企业干了五年，因为常常往上报材料，市政府办公厅认识了我。那一年，来了新市长，他不要老秘书，就让办公厅推荐，结果选中了我。 我天生不是写小说的料，不然，十本书也写出来了。 秘书这个工作，不是什么官，但身份特殊，引人注目。为了胜任我还必须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左右开攻、曲意逢迎，而这实在不是我的性格。当初上面刚通知我的时候，老婆说：不去不去，你不适合干这个。可我觉得新奇，想尝试一下，不行再下来。这一试，五年过去了。 忘了介绍，市长叫刘梧桐。他说过是母亲在一棵梧桐树下生的他。他爱刨根问底，第一次听说我的名字叫白明刚的时候，就说：你怎么叫白明刚呢？翻过来就是“刚明白”，当初你爹妈是不是受过冲击呀？他觉得蹊跷。 我说，我爹妈都是中学老师，生我的时候，正是张铁生、黄帅他们反潮流、反修教路线回潮，那个倒霉劲别提了。 刘市长对我老婆叫“周子期”这个名字也感兴趣。他说，过去有个钟子期，和俞伯牙演出了“摔琴谢知音”的佳话。我打叉说，我不这么想，我常常是把她的名字也倒过来念，我们俩互相逗闷子。 刘市长和我唠嗑的时间不多，逮着机会就要指点我几句。使我这个自以为是的愣头青慢慢变得世故、圆滑、有条不紊和从容不迫。 早上八点到了，我把事先写好的纸条递给刘市长。他点燃一支烟，拨响了电话。 刘市长对书记说话的口气是毕恭毕敬的。 书记比刘市长大一轮，总是表现出对年轻干部的关心，常通过他的秘书赵望前给我打电话，说些家长里短的话，其实含有深意。刘市长打着电话突然口吃起来，脸也胀红了，连说“一定注意、一定注意”，最后看着纸条又关照书记当心身体，病才好。 放下电话，刘市长长出一口气，奶奶的，顺嘴道。 我想笑。这种时候我什么都不能说。如果我顺杆爬，也说书记坏话就显得太不成熟，刘市长肯定会一本正经教训我一顿。我在这种时候赶紧给刘市长的石英保温杯放上龙井茶，沏好，拧严盖子，放进他的提包，顺手替他把包夹起，跟在他后边走下楼。什么叫"跟包"呢！ 商业街改造问题已经上了几次常委会了，都说要建就建步行街，路面铺条石，街灯一水欧式，临街门脸房全部装修。匡算下来要三个亿。市里财政紧张就向省里要一点。但有人说，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尽是上访、投书的，说多想想下岗职工、少来点面子过程吧！甚至有的言辞激烈、开口便骂……。于是便责怪媒体不该这么早把消息透露出去。 刘市长坚持要干。他觉得这确实是个面子工程，可市里缺的正是面子工程。看看这么大的城市，近两年加上流动人口已达五百万人，有个旅游观光的地儿吗？修了商业步行街起码给大家一个去处，还可促进商业，提高GDP不是？ 两种意见相左，事情就一拖再拖。而在这段时间，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好几个同学找我，有推荐条石的，有推荐灯具的，有推荐装修队的。这才哪到哪？八字还没一撇嘛！最可气的是我老婆跟着瞎掺和，她说她们那个建筑设计所揽不着活，吃了上顿没下顿，所长天天逼命一样让她吹枕边风。 建委大院就在市政府斜对过，一支烟的功夫就走到了。会议室已坐满了人，烟枪们已把屋里抽得烟雾缭绕，能见度都降低了。想来大家按捺不住，早就到了。仿佛已成规律，只要有项目，不论大小，人们积极性总是很高的，因为项目里有钱，不知会轮到谁抓上一把。 大家纷纷站起迎接刘市长，坐吧、坐吧，刘市长略摆摆手。我一眼瞄见建委主任身后正坐着建筑设计所的杜所长，他正向我一下一下点头，我怕他点起来没完，赶紧向他作个手势。我和子期结婚的时候，杜所长做的证婚人，那时他损我一愣一愣的，我都不敢还嘴，怕他在所里给子期小鞋穿。自从我到了市政府工作后，他给我们家打了无数次电话，要项目，好像我是市长似的。我让子期把电话号码换了，子期说，没用，到时候他也会找我要。想一想，老杜也不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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