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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工作是忠于标准还是贴近生活?

摘要:   我在中文编辑校对网看到了这篇好文章,觉得真是说到我们编校人员心里去了,现在的媒体标准化真的是越规范越乱,越规范越怪。我本来十分热衷语言规范工作,并且几十年乐此不疲,可如今的规范让人大有戴着脚镣跳舞 ...
文稿修改演播室

  我在中文编辑校对网看到了这篇好文章,觉得真是说到我们编校人员心里去了,现在的媒体标准化真的是越规范越乱,越规范越怪。我本来十分热衷语言规范工作,并且几十年乐此不疲,可如今的规范让人大有戴着脚镣跳舞的感觉,经我们按规范标准处理过的文章连自己看着都别扭。建议大家都来讨论一番,以维护汉语言的健康美丽。

     “新闻语境”应有大小之分,大的新闻语境指整个新闻事业影响所及的社会舆论环境,比较宏观;小的新闻语境则是指某一具体消息报道、某一具体新闻表达所涉及的传播环境,相对微观。这里所议是小的新闻语境。

忠于标准还是贴近生活?

  相信很多记者有类似的经历:来到菜场采访,卖菜的大嫂说:“白菜五角钱一斤。”记者把上述文字写出了,随后受到一番“规范化培训”:这句话可以说,可以听,但就是不能这样写。这样写不符合规范,要写成“白菜500克0.5元”。结果报纸上出现了:“卖菜的大嫂说:‘白菜500克0.5元’。”或是“卖菜的大嫂说:‘白菜0.5公斤5角钱’。”

   当这样的规范文字出现在报纸上时,怎么读怎么别扭,怎么看怎么碍眼,生活气息荡然无存。电视上则是“白菜五角钱一斤”的人物言语和“白菜0.5元500克”的字幕同时出现的滑稽现象。

  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这里“还原的生活”失真了。

  这就是规范用字和忠于生活的两难尴尬:我们到底是要忠于生活还是要忠于标准?

  说得不客气一点,“白菜500克0.5元”是典型的脱离生活的八股文风,面目极为可憎。同时,这也是新闻工作者“三贴近”中的尴尬:我们新闻报道该怎样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我不明白,这标准的制定要遵循哪些原则?语言是来源于生活的,要从生活中吸收营养。标准也不能脱离生活,应该是动态的,要不断完善。

格式面前,汉语减色

  汉语的特色美在丧失。

  一个突出表现是阿拉伯字、统计符号和汉字的无节制、无规律混用,词语组合缺乏汉语特有的音韵美、视觉美感。

  “亩产千斤”!何等气势磅礴而又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如今却偏偏被“格式”成“××平方米××千克”;“七八里路”被格式为“3―4千米路”或“3―4公里路”。

  本来,“标准格式化”说10以下的数字可以写成汉字,而且要考虑上下文,竖排一般用汉字。然而,在一些媒体上,标题屡屡出现“发生1起车祸4人丧生”、“1号文件”之类的句子,甚至出现在竖排标题上。这不知是否是患了“格式化”恐惧症。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相反,人们却不难发现,在格式化、全球化、标准化的旗号下,在欧美一些国家,“磅”、“码”、“英寸”、“英尺”、“英里”等非标准的说法用法仍在大行其道。他们老百姓的口头语言、生活中习惯使用的单位名称等等,说的照样在说,印的依旧印,不信你随手翻一翻《参考消息》。似乎这些制定标准化的老外们并没怎么把标准化当回事,只忠实于他们的语言习惯,忠实于他们的生活习惯。标准化倒是把写惯了方块字、说惯了汉语的我们教训得一愣一愣的,今天一个标准、明天一个格式,亦步亦趋,应接不暇。

  新闻是写给人民群众看的、说给人们听的普通读物,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传播媒介,不是描红习字,不是统计表。

“上世纪”有多久?

  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的字眼,给人一种恍如隔世遥远而古老的感觉。笔者有好几次写稿子涉及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时,有时候写成:“1980年代”、“1990年代”。但是到了报纸见报的时候,全被格式化为“上世纪80年代”或“20世纪90年代”。后来只有在“上世纪”面前乖乖就范。

  笔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和“1990年代”两种表述,后者更好。理由:第一,前者字数多,罗嗦、累赘,后者字数更简洁。第二,前者是相对概念,后者是绝对概念,后者指向更清晰。设想再过一个世纪,人们看到这时候的某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上世纪”,可能纳闷:“上世纪”是哪一世纪呢?第三,“世纪”是以100年为单位的,动辄以“上世纪”来表述,其实只过去了几年的事情,语感过于沉重,过于遥远,缺乏亲近感、贴近性。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看到港台文章多数是用的“1990年代”的,内地文章中用“1990年代”的也开始多了起来。建议我们的报纸考虑比较简洁的用法,至少不排斥这种用法,或允许两种用法并存,让时间来优选更好的用语。

要简明还是晦涩?

  不止一次听朋友议论“埋单”一词的使用。有人考证,源于广东的“埋单”一词与“买单”音近而义远。这两个本来意思大相径庭的词汇,如今人们在使用和理解上二者合一了,都是付账单的意思。

  然而,在更多的非广东人看来,“埋单”毕竟费解一些(记得报纸上还多次解释过“埋单”的意思),不像“买单”更简明清楚,一目了然。既然“埋单”就是“买单”,为什么有的媒体不用简单明了的“买单”,却偏偏喜欢用晦涩难懂,甚至要专门向读者解释的生僻词“埋单”呢?笔者总是百思不得其解。或者,我们有的新闻工作者犯了“把自己知道的当成读者也知道的”错误?外地媒体也非得要来两句粤语以显时尚?

  在网络上检索二词使用率,“买单”比“埋单”更多,说明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简明易懂的。但是,不少主流媒体仍然采用“埋单”,这就令人费解了。

  想起当年毛泽东批评把“工人”的“工”字中间加上两划,横生枝节地将简明变为晦涩的做法,不知道面向大众读者固守“埋单”的传媒有何感想。

  还有,荆楚之地传媒,往往使用一些本地群众语言中极少使用、又不是普通话通用词汇的一些生僻字,例如经常出现的“香饽饽”。估计很多读者不清楚“饽”是什么东西。《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饽饽”是方言,相信是北方某地的方言,所指的是那个地方的某种食品。那么,用“香饽饽”做比喻有什么意义呢?比喻的作用在于用容易明白的、熟悉的甲事物来说明不容易明白的、生疏的乙事物,以便表达得生动、贴切。那么,拿读者不甚了解的东西,没有吃过的北方土特产作比喻,有多少南方人能理解呢?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向生活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我们的媒体语言才会永远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媒体工作者努力实践探索,也需要规范制定者不断总结完善。

武断的用语

  主要发生在全国性的媒体。

    2月10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当天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向全国人民播报:“今天是腊月二十三日,农历小年!”作为湖北人的我,听了不禁有点诧异:“不是明天小年吗?”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南方很多省也是),农历小年是腊月二十四日。我们湖北(至少在鄂东)的传统习俗,这一天要接(去世的)祖宗回家过年的,在晚上的小年年饭上,先要请祖宗吃(当然是象征性的几分钟),要烧纸钱。

  笔者查有关资料解释,过小年北方是腊月二十三,南方是腊月二十四。中国地域辽阔,南北风俗很多不同,地方媒体播报小年时间按照当地的习俗无可非议,但是中央媒体不应该武断说是哪一天。以中央电视台的身份,在播报节日的时候,硬性将农历小年“统一规定”到腊月二十三日,是对南方小年习俗的不尊重。

  武断的用语还有:“过年了,家家户户包饺子”。这句话说了好多年。除了吃年饭、贴春联是全国性的风俗外,有些风俗只是地方的,不要硬说成是全国的。比如“包饺子”是以面食为主的北方人的过年习俗,南方人没有这个习俗,就是吃,也是吃糍粑、吃年糕,南方是大米产区嘛;北方人扭秧歌,南方是采莲船,如此等等。这些不同的习俗,反映了当地的物产特色和气候,中央媒体在报道各个地方过年习俗活动时,无不有声有色。可惜一涉及到涵盖全国的用语时,往往以偏概全,他们可能自以为贴近了生活,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以偏概全的用语,不仅离很多地方的生活、离那里的老百姓很远,而且很多地方的人听来、看来不舒服、不习惯。

  “三贴近”,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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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2012-4-20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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