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从八一就开始了。”这是邓小平后来回忆他初到武汉时的情况。 1927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的冯玉祥，开始清除自己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邓小平经与其他共产党员研究，在冯玉祥以“集训”为名，集中共产党人于开封，最后“礼送出境”之前，由西安前往武汉，在6月底7月初到达。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不久，汪精卫主持的武汉政府也公开反共，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改名为邓小平。 刚到中央机关工作，就发生了一件令邓小平记忆犹新的事情：有一次党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河南问题。会议相当简单，没开多久，陈独秀说了句“耕者有其田”就宣布散会了，表现得相当武断。由于会议很短，讨论问题很少，邓小平又不熟悉情况，而偏偏被责成根据会议记录起草一个给河南省委的文件。结果，他只好写了三百多字，还被有的同志认为太简单了，告诉下一次再写长点。 随后，他又以中央秘书身份参加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八七会议。这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就是在这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比自己大11岁的毛泽东。当时邓小平23岁。当时，彼此双方也许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说明，正是这两个人，翻动了时代的光辉篇章。 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及夫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维汉住在一起，并且还参加了八七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他回忆说：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当时，邓小平曾告诉党中央的负责人瞿秋白：“都已安排好了。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去，你和李维汉同志从后门进去，到时洛卓莫瓦负责把门，我也在那里。” 关于自己与会情况，邓小平记得很清楚：“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53年后，邓小平为这次会议的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6个字。并再次来到纪念馆参观。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其他地区先后发动的多次起义。 1927年底，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这就是他后来对日本客人讲述的那样：“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 作为秘书长，他随同周恩来经常出入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这是当时中央的一个机关（又被称为“中央办公厅”），主要负责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央各部分、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 作为秘书长，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开会，他“管开会的议程，头一天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所以经常出入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点——上海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的447号。会议上，他负责记录，但也有权提出问题。他“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过后，他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工作。所以，他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当时的邓小平装的是有钱人，有时穿长袍、戴礼帽，他还在上海五马路清河坊开了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作为职业掩护。在当杂货店老板前后，他还当过古董店老板。可以说，作为秘书长，他相当熟悉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但是，三年多他“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秘密环境中，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大胆、心细、镇静。邓小平给别人留下的很深印象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性格挺好，平易近人”，“爱吃辣椒”，“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李维汉后来回忆：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和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时间。”“当时，每天上午9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 邓小平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非常艰苦、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他不幸遇到几次危险，最严重的有两次，结果都被他幸运地躲过去了。后来他回忆说：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有人评价邓小平时，说他“敏锐”、“机敏”，毫无疑问，三年多的秘密地下工作，无疑培养了邓小平审时度势，机敏过人的工作风格。在复杂的对敌斗争面前，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过人的智慧、不凡的胆识、周密的方法。当时，军警匪特用盯梢、跟踪、追捕、密捕、枪决等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人，难怪邓小平一再讲：“那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人们常常说邓小平一生中是“三落三起”，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就受到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冷遇，这件事发生在百色、龙州起义之后（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时），到中央苏区之前，地点是在上海，具体时间是1931年2月至6月。在此，有必要简介一下他于1930年1月第一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 1930年1月的某一天，邓小平奉命从广西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几个月前他在广西做上层统战、组织农民、发动起义、建立红军的工作情况。当时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上刊载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详细反映了汇报和讨论的情况。 这期《军事通讯》的编者按语为：“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报告人是邓小平，但根据内容可以判定，这次关于广西工作的详细汇报，和对今后工作的设想的发言人就是邓小平。 3月2日，党中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转给红七军前委一份指示，其中说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批准成立红七军前委，成员有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邓小平为书记。同时，任命张云逸为红军第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从上述情况看，党中央对邓小平的首次赴上海汇报广西工作情况很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对邓小平也是重用的。这次上海之行一个多月，去也匆匆，回也匆匆，2月7日，他回到广西龙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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