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五，对秘书科学的研究，都从自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出发，形成了不同的侧重点。 史海威学的是中国古代史专业，在校时，就发表了对《周易》及易学思想点滴研究的学术文章，对若干古人一些史料予以议论的杂说文章；从事秘书工作后，先后发表了对秘书、幕僚、宦官类历史人物张九龄、杨荣、李莲英、杨永泰、陶谷、张一麐的评说文章。他在业余阅读时喜欢上介绍外国秘书工作的文章，并由此受到启发，觉得写一些介绍外国秘书人物及工作的文章对开拓视野很有意义。他的这一兴趣被《办公室业务》杂志总编发现并得到鼓励，于是撰写这类文章就成了他研究秘书科学的另一侧重点，《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秘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揭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揭秘》《探秘法国总统府的秘书班子》《探秘英国内阁办公厅》《探秘德国总理府秘书班子》《探秘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文章，被《办公室业务》杂志接连刊登，被其它一些秘书类专业杂志要求重登。 刘伟在校时，分别在校长办公室参加过暑期校内秘书岗位综合实训，在学校新闻中心办公室参加过勤工俭学，担任助理工作，对秘书实训既有感受又有感触和感慨；从事企业秘书工作后，对秘书实训的认识得到升华，于是将它作为一个课题进行重点研究，发表了《秘书实训教材编写应走创新之路》《秘书专业实训实习的360度考评》《秘书专业实训教学软硬件建设浅析》《秘书学会应成为秘书实训教材编写主力军》等文章。他与其老师宋湘绮合写发表了《高职院校成立秘书事务所的运作模式》《高职秘书实训教材编写思路》2篇论文，前者被评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二等奖”；还将多年秘书工作实战打磨经历、成果沉淀与秘书实训教学经验两相结合，合作编著出版了《秘书实训》《项目化──秘书综合实训》2本实训类教材。据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这种“师生式”“校企式”合著实训类教材的模式在国内秘书学界即便不属首例也应算罕见了，值得引起秘书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综合实训和勤工俭学时的草拟公文、校对文稿、收发文件等工作实践，使他不得不从秘书专业书刊这个“第二课堂”去获取养分，于是，秘书类专业期刊便“受聘”当起了他最初从事公文写作和秘书实务的职业导师。大学毕业那年他同时受到了撰写毕业论文和寻求职业的双重压力，迫使他“白天跑人才市场找工作、寻‘婆家’，晚上泡图书馆搜资料、写论文”，徜徉于“第二课堂”中（《形影不离的职业知己》）。这些经历促使他对秘书类专业期刊等“第二课堂”有了浓厚的兴趣，走上企业秘书工作岗位后，他就把秘书类专业期刊等“第二课堂”作为又一个研究重点，发表了《应不断丰富秘书专业教学的第二课堂──浅析挖掘秘书类专业期刊、老秘网和竞技活动资源》《〈秘书〉2007-2011年载文作者分析》《对秘书人员论文发表期刊选择的思考》等文章，并进而引发出《三种秘书资格证书考试之比较》《秘书类核心期刊诞生时机已经成熟》《建立秘书专业技术职称制度的契机、范本与设想》等延伸文章。他还完成了已写就、待发表的《秘书学论文参考文献引用情况的统计分析——以近五年〈秘书〉载文为例》《试论秘书类期刊的兴起与发展阶段》等文稿。 对史海威和刘伟在秘书科学研究领域的初长成原因，笔者据现有资料和了解程度，现在还难以作出切实和全面的分析。不过，他俩的以下自述或许对这一分析有用： 史海威在《我的2011》一文中说：“除做好本职工作外，我还常常告诫自己，决不能成为碌碌无为的事务主义者。这是文秘工作者，尤其是从事综合协调工作的人员应该重视的。综合协调岗位虽然十分重要，很能历练人，但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若在忙碌之中不加强文稿写作、信息处理、督促检查等业务的学习和锻炼，不能成为‘多面手’和复合型人才，当年华老去或者转岗之时，就会因遭遇‘本领恐慌’而落伍。我一再提醒自己，要有时不我待的忧患意识，要做一个有心人，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在会议上、在调研时、在处理突发事件现场，体会领导艺术，学习处置能力，掌握最新精神，再忙再累、诱惑再多也不动摇不懈怠，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一年来，我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还有几篇论文在国家级征文活动、学术年会上获奖，为单位和个人争得了荣誉。” 刘伟在《我与〈当代秘书论坛〉的十年情缘》一文中说，他主笔撰写的《高校文秘专业学生就业意向调查》处女作发表后，“看着自己的辛勤付出，转化成四个版面的铅字文章，飘着浓浓的油墨书香味在同学间争相传阅，在课堂上当作‘活教材’讲授、点评，心里甭提有多高兴。这个意外的惊喜让我深切体会到了来自专业期刊深处的一种强大力量，也给了我坚持写作、继续发表作品以无穷的动力。而也正是这个起点，改变了我的职业志趣，点燃了我投入社会和从事秘书工作的信心、热情与激情。或许，人就需要那么点激励因素，有了这种激励，人生似乎就这么发生转变。现在想来，自己之所以选择了眼前的这份职业和工作，其中自然有一股秘书专业杂志的隐形力量在影响着我。”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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