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是1948年5月，在西柏坡的一次晚会上。以后，我在党中央秘书处长期从事秘书工作，直接为中央常委服务，见到他们的机会就更多了。 那时，我刚刚走出校门被安排到中央秘书处学习速记，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非常新鲜的。当时，领导要求我们要把速记工作当作终身的事业来做，一切个人的爱好都要服从工作的需要，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应无条件地放弃个人的爱好，服从工作的需要。并说，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掌握好速记技术，更好地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我们都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辜负领导的希望。一位原在报社工作的记者同志，为了表示做一辈子速记员，毅然将她写的反映冀中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初稿，不再加工修改而付之一炬了。 教我们速记的老师是郭腾云同志，他是1944年在延安开始作速记工作的。1946年，他曾随同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在北平参加过军调处会谈的速记记录工作。非常巧合的是会谈三方，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国民党的张治中、美国的马歇尔都带有速记员，而更加巧合的是这三方速记员使用的又都是“汪式速记”。 郭腾云老师教我们的就是“汪式速记”。“汪式速记”，是汪怡先生创制的。汪怡，字怡痷，浙江杭县人，音韵学家。汪怡先生毕生致力于速记学的研究工作，多次改进速记方式，对我国速记的发展和速记人才的培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此，毛主席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二 在学习速记过程中，周昆玉、卫文秀、郭腾云等老速记工作者，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向我们介绍了延安时期党中央的速记工作情况，以及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对速记工作的重视及对速记员的关怀，听后使我深受感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党中央的速记工作，是从1938年上半年开始的。党中央宣传部为了给党的七大记录做准备，就办了一个速记训练班。招收了20名学员，其中男女各半，教师是张霁中。他在北平时曾跟汪怡先生学过速记，他1937年到延安时除带了十几本文艺书籍外，还带了一本汪怡先生的《简式速记学》（第四式）。张霁中就以此为教材，在延安为党中央培训了首批速记员，其中主要有王仲方、武承宗等。这样，汪式速记就在党中央及党的系统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了。我认为张霁中同志在党的速记工作中是立了大功的。 速记工作是很辛苦的，很多速记员一天要记三四个小时，然后要用四五倍的时间把记录下来的速记符号，翻译成为汉字记录。但这份辛苦是非常值得的。从1938年开始，党内的重要报告，基本上都是用速记记下来的，所以都保存下来了。速记的任务有三个：一是大会做记录，记中央领导在大会上的讲话或报告。二是为小型会议或座谈会做记录，如1942年延安的审干讨论会记录，延安文艺座谈会记录等。三是为中央起草文件做记录，一般由起草文件的同志口述，由速记员记录下来，翻译成普通文字后，交起草同志再加修改。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讲话，就是任弼时同志口述，由速记员记录的，前后修改过多次，最后才整理成文的。最早给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做记录的是张霁中。毛泽东陪客人吃饭还拉着张霁中一起去吃。以后培养速记人员多了，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做记录的也就多了，像周昆玉、张树德、王晋、卫文秀、韩毓虎、田逢禄等都曾为毛主席和刘少奇等同志做过速记记录。领导人的许多重要文章，如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组织起来》《学习和时局》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经过速记记录，然后整理成文的历史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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