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一种是逃避近的，舍近求远。这是对写作真诚性的逃避和掩饰。比方说，我身边有一些女作家，农村来的，她从不写农村，非常羞于说自己是乡下人。农村的生活跟她多近啊，她总是写一些城里的生活，甚至见都没见过的生活，开口闭口就是各种名牌、豪宅、豪车。你应该出口就是野草、庄稼、小河才对，可她很忌讳，对自己的出身，她绝对不写，逃避近，你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农民和乡村，在我看来是多么美的一个称呼，但是这些写作者的内心非常脆弱，生怕别人说她出生农村，还振振有辞。我问过其中一些人，我说你怎么就不写你小时候在乡村的那种生活，非常亲切，肯定会打动人的。但她们却靠编故事写城市生活，写一些变态的、苍白的、孤独的、零落的灵魂，这就有很大的问题。她说乡村太近了不好写，下不了手。她甚至说那些乡下破烂的房子有什么可写的，那些烟熏火燎的灶台有什么好写的？现在村子都是一些废弃的村庄，青年人都到沿海打工去了，到处是牛羊的粪便，到处是荒草，到处是破败的景象，怎么写？我跟她们说，我就是这么写的，我喜欢写这些。那美不美呢？我认为它美，非常美。比如说，郭美美，炫富的，她的豪车，她满身的名牌，她整容的或者PS后的所谓萝莉脸，她的这些难道比你的满脸沟壑的母亲，谁更美，谁更丑呢？从文学的意义上，后者是大美，而前者是奇丑。 另外，我想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说法，你写得最近的就是最远的。说是这么说，但你要表达得到位，要找到一个小说最适合的位置。你写你这个地方的生活，对全国的读者而言，你就是最远的生活。太近的生活就像新闻一样的，那不是文学。
二．重与轻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小说远不得近不得，也重不得轻不得。 要给小说一个适当的重量。说这个小说沉甸甸的，这就是重量。但是要多重，多轻？也有形容有的小说飘逸，轻灵，特别是女性作家的作品。那轻到何种地步才叫轻灵，而不是轻飘，轻薄，轻浮？散文可以轻，诗歌可以轻，小说不可以轻，小说要重。有人说一些大作家是大动物。也有形容我的小说是一种笨重的写法，笨就是有重量，笨重的写作才压得住阵。我想以写新疆边塞诗出名的唐代湖北的岑参为例。他写的昌吉的轮台走马川。诗叫《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你想像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景象。石头重，风更重，风把这些石头吹得到处乱跑。他这首诗说明了我前面说的远与近的关系，他因为是一个内地人，他来此地戍边，好像是一个粮草官员，搞后勤的。你想想这是一幅何等的景象！写重才是这首诗成功的秘诀。 一个短篇，它有一个适当的重量，一个中篇它有一个适当的重量，一个长篇它更有它适当的重量。再通俗一点说，他的容积究竟要多大，才能得到文坛的认可？ 虽然看起来是没有标准，但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个标准。这个作品好？不好？丰富不丰富？实际是它的容积够不够。这个作品单薄了，轻了，就是不够。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能用简单的书写来征服读者了，小说将越来越重，网络文学往往都是轻的，我们需要重的文学。你现在可以看一看那些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作品，都很单薄，因为那个时代只需要这样的东西，文学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现在都市的浮躁，信息如此的膨胀，你不能用重的东西去征服它，你想用飘逸轻灵，不痛不痒的东西去征服别人，我觉得已经完全没有可能。网络小说是轻的，是丝织品，而纯文学是用金属铸造的，重金属，放在那儿，你撼不动它。有多种写重的办法，我的办法之一就是在一个中篇里面让人物多一点，这就有重量。你看网络作家写的，一部长篇，就那么几个人，你觉得它轻了。我的中篇小说《狂犬事件》，里面有十几个人物，我自己认为我下了重功夫，你要重你就要花重功夫，一个一个把它写好，让别人觉得你的作品非常的丰满，针插不进，而且非常迅速、快速地推进你的情节，这都是重的表现。在写法上要重，在思想上同样也要重，连风土风情，自然山川的描写也要重，浓墨重彩，不搞轻描淡写。现在的读者已经很少去阅读书籍，人们每天接受的信息是手机上的翻屏，一下子就翻过去几页。就像微博一样，你要不停的去转贴，你早上发一条微博，到中午谁都不知道了，已经出现了几千几万条新的微博，把你淹没了。一个作品也是这样的，你的这个文章马上就给你翻屏了。如果你描写的语言没有金属感、重量感的话，没有强烈的表达，无足轻重，那谁能读你呢？如今的新闻是重的，什么奇事都会发生，作家对如今的新闻是恐慌和害怕的，它们把作家的想象力远远甩到了老后头。作家在当今生活中基本失去想像力了，新闻太耸人听闻。你想王立军当年去成都领事馆，网上在直播啊，好莱坞的大片也编不出来。而民间的想像力则更强大，更令人咋舌。因社会混乱到极致，分不清是真实的还是谣传。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讲一个女孩子跟一个陌生人去约会，是一个网友。你的想像力就是有可能被强奸，有可能成为性奴，被关到地窖里去，再有可能被分尸。但都不是。说这个女孩醒来的时候，她在一个浴缸里，她泡在冰块里，里面的水全是红的，血红。女孩在想，我怎么了，我怎么躺在这里呢？然后她就挣扎着想看自己在哪里，浴缸的边缘上就有一个手机，把手机拿过来，下面还有一张纸条：请你赶快拨打120，什么话都没有了。她就拨打120，把事情说清楚了，120说，你千万别动，我们马上来救你。因为有过这种报警。为什么要她不动呢，她很纳闷，她在镜子里看到她背后有两个深深的刀口，是什么呢，陌生人也就是网友把她的两个肾都割走了，水里面是大量的麻药，她没有痛感。好在割走她两个肾的人还有点人性，让她去医院抢救，然后如有人捐肾，或者买个肾，再移植，她就可以活下来。结果那几天没有人捐肾，也没有肾源，她也就死了。据说一个肾可以卖到30万，那她两个肾就是60万。活人取肾，时有所闻。你想民间的想像力如此丰富，作家想得出来吗？我不管它是真是假，如果你认为是小说，它也达到了目的。它靠它的重——当然也有点耸人听闻的效果来告诉你，提醒一个年轻的女子千万不要在网上跟陌生人说话，不要跟陌生人一起去喝咖啡，或者喝他的什么东西，你马上会失去双肾。 小说的重又不能与新闻比惨，小说是写心灵的，新闻是写事件的。所以余华的《第七天》为什么受到批评？就是把新闻串串烧，那有什么意义呢？我的《马嘶岭血案》，我写的杀了七个人，后来的小说有的杀了十个，二十个。他想你也许是用惨来搏得文坛的掌声，其实不是的。我承认我使用了重的策略。我想重能提醒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这种社会的分裂走到极限的时候，这个社会是会流血的。当然现在我不会这么写了，我现在写的荆州乡村的小说，《野猫湖》、《无鼠之家》、《夜深沉》等，我就使用了轻重结合的办法，不是一味的重。有人说底层文学作家就是写血腥，暴力啊，苦难啊，其实并不是的，我也在变化，在反思。我有时候也写得非常飘逸，但我把人性、人情、人伦写重，这是我不放手的，从这三个地方出发，探究人的内心深处的细微的变化，社会变迁，甚至社会变质后，对人伦、人性的冲击与撕裂。 其实，在文学当中，杀一个人与杀一百个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没有轻重之分，全在于你怎么写，你怎么把它写透。这个人死与没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把社会解剖开了，所谓刀刀见血，，是在于你下手的精、准、狠，不见得你非得割人的头才叫重。写小说不是比残暴，虽然作家总是在他的小说中杀人。但是，一个好作家绝不会在他的作品中去滥杀无辜。一刀下去，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你必须用艺术精细地证明是应该的，你必须敬畏这一刀的善恶美丑。 当然也可以由重到轻，我的《野猫湖》是写留守妇女的同性恋问题的。照理是一个非常恶心的题材，题材是很重的，重口味。但我把它处理得非常优美，这里就有一个处理由重到轻的过程。两个留守女性在残酷的生活中滋生了一定的感情，我写她们在月光下像水妖一样的，那样轻盈飘逸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降低这个题材带给人们的不适应性，或者说降低它的副作用。如写二人亲密接触时，同性恋的性描写，轻轻带过，朦胧化，诗意化，不要津津乐道地去写，让某种轻灵感，成为另一种美，富有隐喻。有时，写到乡村景色时，我会下重手，写美，美到极致。如这一段，写她们一起给秧田排渍时的夜晚：“蛙声震荡田野，在星空之下，浩大的蛙声如奔流的雾霭，漫过这个夜晚，覆盖了她的梦境。那只悄然滑动的手，还在她的身上，若隐若现。星空呈弧线，像一口装满水晶的大锅倒扣在大地上，一些萤火虫在周围明明灭灭，像星星的碎屑飞扬。她的上身被她的运动衣裹着，很暖和。世界好像没注意到那只手，正在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蛙声仍然固执传递着季节的盛大信息，占领了田野，动情演奏着，在这个即将进入夏天的夜晚。” 所谓轻与重，也就是一个拿捏的标准，一个作家要有这样一个拿捏的标准，拿捏准了，小说才正好。怎么拿捏，就是要有准确的描写能力，对生活情态的把握，人物的对话，叙事，须十分得当，对情节的推进，用力不宜过猛，顺其自然，不要人为地去推动它，去造就某种重，但是在某一刻爆发力又要出现，特别在结尾的时候。中间的许多部分，需要他小爆发的时候他爆发不出来，他没有上到一个高度的能力，也就是没有炸弹甩出来，完成一次语言和情节的高潮，酣畅淋漓。 轻，是这个时代小说的主流。许多作家没有力量把它写重。我认为要提倡有难度的写作，要给自己设置一个难度，一个又一个陡坡，一个又一个悬崖去攀，不然的话你的作品，不能得到更多高手的承认。要给自己作品一个充足的体积，不要轻易地放过各种表达，加重视觉效果，虽然我们不是用声光电，不是用图像，但是你可以用语言完成炫目的视觉效果。我个人的经验是，小说有一个抒情和宣泄的转换过程，一边抒情，一边宣泄，宣泄很重，同时又要抒情，这个抒情和宣泄有一个巧妙穿插的过程，一个并驾齐驱的过程。在很多成熟作家的作品当中，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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