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留侯论》

      我之所以爱读《留侯论》，是把它当作“制怒”的良方。人生在世，难免遇到不平事，每当怒而拍案，脑际倏地闪过：“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不免自愧意气用事，暗暗感叹：此不足为勇也，我不如子房——当然也不如子瞻！

 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年仅19周岁的苏轼进京应试，以《刑赏忠厚之至论》获主考官欧阳修激赏，本可稳拿“状元”，但欧阳修误以为这份最佳试卷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判了个第二名“榜眼”，阴错阳差，委屈了苏子瞻。五年后，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又写下了千古名篇《留侯论》。

      留侯者，汉初名臣张良也，字子房，出生在故韩国五朝元老之家，矢志抗秦，为打下汉室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到论功行赏时，他却谢绝了三万户侯的尊荣，只希望在小小的留县过退休生活，刘邦接受了他的请求，封他为留侯。

      当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张良访得一位力士，认为可付重托，便铸铁为椎，重一百二十斤，趁始皇东巡之际，让那位力士潜伏道旁，等始皇车队驶过，力士借风沙掩护，奋力抛出铁椎！岂知秦始皇狡猾得很，他乘坐的那辆金根车，有八十一辆副车作掩护，使刺客难以辨明目标，力士手中的铁椎虽然厉害，却误中了副车，竟未伤始皇一根毫毛！这是一次失败的行刺，但也是张良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出场，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于这次冒险行动，东坡先生显然是不赞成的，“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这样的暗杀有多大的成功几率？拿生命去冒险，拿日后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功作赌注，值得吗？他甚至说：“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这样的说法，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当然是典型的“活命哲学”，要饱受批判的。有趣的是，革命导师列宁也曾说过类似的话：遇到强盗，把钱都给他。列宁想必没有读过《留侯论》，但与东坡的思想却有相通之处：生命可贵，死在区区蟊贼手里太不值得了。东坡认为，“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你有你的使命，做刺客、当亡命徒实在是太可惜了，而在行刺失败后的全国大搜捕中得以保全性命，也纯属侥幸，“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

      由此，便引出了又一段著名的故事。

      据太史公《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行刺未果，避居于下邳，一日闲游于沂水桥头，遇见了他后来终生不忘的恩师黄石公即圯上老人。当时并不相识。老人故意把鞋子扔在桥下，谓张良：“孺子，下取履！”张良很吃惊，世上竟然有如此无礼的人，甚至想上前揍他一顿，只是看在他一把年纪的分儿上，才强压怒火，到桥下为他取鞋子。老人又命令他：“履我！”此时张良已取履在手，忍怒“长跪履之”，老人欣然受之，含笑而去。张良大惊，直到这时才悟出点儿什么，望着老人远去。老人走后又返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也。”并约定：“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张良跪地应诺。五天后，天明时分，张良如约赴会，却见老人已经先到了，朝他怒喝：“与老人期，后，何也？”转身离去，说：“后五日早会。”又过了五天，张良不待天明，闻鸡而起，匆匆前往，不料又落在了老人后头，再次受到老人怒责：“后，何也？”命他：“后五日得早来。”又是五天过去，已经是第十五天了，张良不等夜半就早早地赶去，终于抢在了老人前头。老人来了，满意地说：“当如是。”于是赠给张良一部书，说：“读此则为王者师也。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也。”交代完毕，飘然而去，从此与张良不复见。他赠给张良的书，乃《太公兵法》，张良时时攻读，从中汲取智慧和韬略，        后来成为杰出的战略家，正如汉高祖刘邦所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从圯上老人赠《太公兵法》算起，十三年后，张良随刘邦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一块黄石，当年老人的预言都应验了。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精怪）。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也。”显然，对于这般神神秘秘的怪事，连司马迁这样的智者也看不透，敬畏与质疑并存。而东坡先生却说：“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一语道破真相，圯上老人不是鬼神，不是精怪，而是有志于灭秦的“隐君子”，对张良惜其才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意以神秘兮兮的手段来考验、指点他，“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东坡解构了神话，给予科学的解释，“其事甚怪”的历史记载就顺理成章了。“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

      张良遇圯上老人的故事，主旨在一个“忍”字。东坡谓：“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圯上老人刻意考验张良的，就是一个“忍”字；东坡先生着意赞赏张良的，也是一个“忍”字，“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如果圯上老人面对的不是张良，而是别的什么人，可能以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但张良毕竟是张良：“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留侯论》通篇说一个“忍”字，以此概括张良的一生，并以郑伯、勾践之“忍”证之。“忍”，是“古之所谓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天下大勇者”智慧的精髓。他甚至把楚汉相争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也归结为这个“忍”字：“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胜败 “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而这个“忍”字，并非出自刘邦本性，乃“子房教之也”。

 成就大汉江山的首功归于张良，“非子房其谁全之？”

     司马迁作《史记•留侯世家》之时，猜测张良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英雄状，及至在采访中见到了张良画像，却“状貌如妇人好女”，这很让习惯于把英雄豪杰概念化、脸谱化的人们感到意外，司马迁似乎也为张良没有“魁梧奇伟”的相貌而有些失望，遂用“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来打圆场。其实，英雄豪杰本没有一定的模式。张良体弱多病，虽功高盖世，却只是“运筹策帷帐中”，未曾冲锋陷阵、攻城略地，不同于韩信、樊哙、周勃之流的武夫。此人外柔内刚、绵里藏针，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多次在关键时刻为刘邦作出正确决策，天下大定后又功成引退，避免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真大智者也。张子房，一位“状貌如妇人好女”的奇男子，一位兼具阳刚阴柔之美的伟丈夫。东坡先生说得好：“此其所以为子房欤？”——这不正是张子房之所以是张子房吗？ 

     《留侯论》寄托了苏轼对张良的深刻理解和由衷景仰，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为国家建功立业。“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不是为“封侯”，而是要体现自我价值。可是，纵观苏轼的一生，却是在权臣的无尽倾轧和朝廷的不断贬谪之中度过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始终保持着豪放旷达的诗人本色，放眼“大江东去”“天涯何处无芳草”“一蓑烟雨任平生”！人非木石，岂能无情，我想，东坡先生也会有不平、不快甚至愤怒的时候，但当他想到留侯张良的“忍”，以至于“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就释然了。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留侯论》并非写于历尽沧桑的老迈岁月，而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时代，以后的大风大浪、艰难坎坷都还未及出现，东坡先生——那时候也还没有“东坡”这个雅号，子瞻先生竟然似过来人，洞察世事，品评人物，如同一位历史老人，为后生孺子指点迷津，你道奇也不奇！“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此其所以为子房欤？此其所以为子瞻欤？

（作者系当代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