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来点儿“邪”的
选自《作家谈作文》（河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陈建功
北京人说话，就爱夸张。比如说一朵花如何香，用“扑鼻”来形容已经够厉害了，北京人呢，偏要说：“这花，打鼻儿香！”讲到写文章，我说“要来点儿‘邪’的”，也是这么一种夸张的说法儿。这个“邪”，不是“邪门歪道”的“邪”，也不是“邪气歪风”的“邪”，不过是“出新”“出奇”的意思。俄国文豪托尔斯泰说啦，人们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心里总会问的：“喂，你能对我说点儿什么新鲜的？”用北京话，也可以说：“喂，你这文章里有什么邪的？”可见文章里是要来点新鲜的东西──要来点儿“邪”的。
记得在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作文的题目是“国庆有感”。开始我想写的，也是“欢呼胜利”啦，“展望前途”啦，可是我实在不愿意往作文本上写，因为我猜到别的同学写的肯定也是这些。也不知为什么，我总不愿说别人说过的话，我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来，我想起国庆节里看见的一个赶车送菜的农村少年，我在作文里写了看见他以后的感受、联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位语文老师，他大大地表扬了我，还在黑板上写“言别人所不能言，想别人所不敢想”。这可真让我得意洋洋。这以后，我似乎尝到了“甜头”，不仅在作文的内容上玩了“邪”的，而且在形式上也开始耍耍“花招儿”了。最“惊险”的一招儿莫过于由初中考高中的那次全市统一考试了。那次的作文题目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我审题时就想，这题目真没劲！若死死板板地写，肯定会写得懒洋洋的。再说，开头、结尾也难，写不出啥新花样儿。忽然我又想，我为什么要考高中，这在给爸爸妈妈的信里讲才是最合适的，那我干脆把这篇作文写成一封家信不好吗？……这事儿今天看起来是那么简单，可是，那时候我才14岁，也不知道什么“书信体”。我对着卷子犹豫了很久。反正得来点“邪”的，就这么干，豁出去啦。出了考场，我心里还在打鼓，鬼知道那样写行不行！我谁也没问。听天由命。有趣的是，我的当中学教员的妈妈参加了那次阅卷。我的“书信体”居然在阅卷点引起了震动，最后，阅卷老师一致同意给这份卷子加分，以表彰它“新颖的立意，独特的表现”。卷首的名字是密封起来的。妈妈并不知道这个学生就是我。她回到家里，把“那个学生”大大夸奖了一通，骂我“怎么就没人家那么聪明”！戏剧性的结局更是使我大大得意了一番。至今，当我提笔写一篇新的小说的时候，总是琢磨着再来点儿“邪”的，期待着新的突破──18年前那股子美滋滋的得意劲儿，仿佛还隐隐地诱惑着我呢。
当然，这里所说要“出新”，要来点“邪”的，对于中小学学生来说，是在搞好语文基础知识学习的前提下讲的。一个学生如果错字连篇，生造词语成串，蹩脚的句式不绝，作文连中心意思都搞不清，那么，讲“出新”又有什么用？就像一只羽翼未丰的鸟儿，徒有“飞”的雄心，没有坚强的翅膀，行吗？然而，在小鸟长羽翼的同时，培养“飞”的雄心，让它跃跃欲试，甚至有意识地扑楞几下，毕竟是十分重要的。它也许会比别的鸟儿更早地感受到“飞”的乐趣，它也许更有可能养成卓然不群，翱翔天外的个性。这一个性，对于志在飞翔的鸟儿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呀。
阅读指要
作家陈建功以他中小学时代作文创新的经历告诉我们，作文要来点儿“邪”的，要创新。但又告诉我们，这“是在搞好语文基础知识学习的前提下讲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创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阅读本文，看看文中的哪些观点让你感受最深。
答非所问
一捐班不懂官话，到任后，谒见各宪。上司问曰：“贵治风土如何？”答曰：“并无大风，更少尘土。”又问：“春花如何？”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问：“绅粮如何？”答曰：“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又问：“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上宪曰：“我问的是黎庶。”答曰：“梨树甚多，结果子甚小。”上宪曰：“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官忙站起来答曰：“卑职小名狗儿。”（小石道人《嘻谈续录》）
捐班就是捐纳钱粮买得职位的官吏。这样的人当然没有真才实学，也不懂当时仕途通用的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标准语。风土是指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春花是一种鱼苗，绅粮指官吏俸禄，这位捐班都答非所问。而关于“百姓”的问答，更是令人笑痛肚子。我们在嘲笑这个捐班的同时，也更感到汉语言文字的奇妙。字音相同却字形、字义完全不同。一个“百姓”之意，可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不同词汇的感情色彩，又有这样大的差别。能说说你所知道由于汉语言文字的奥妙而产生的趣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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