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是无法续写的，不要遗憾。你也许可以续写《红楼梦》写实的那个部分，但是，你无论如何也无法续写《红楼梦》“飞白”的那个部分。即使是曹雪芹自己也未必能做得到。《红楼梦》注定了是残缺的，——那又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是，“飞白”，或者说，反逻辑，再或者说，“不写之写”真的就由那么神奇么？我说是的，这里头其实有一个美学上的距离问题。 1912年，英国教授瑞士人布洛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作为艺术因素和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在这篇论文当中，布洛第一次提出了审美的“距离”问题。我们也不要把这个理论上的说辞僵硬地往我们的问题上套，但是，距离的问题始终是艺术内部的一个大问题，这个是无法回避的。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在“距离”这个问题上，由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在认识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西方人更习惯于“物”——“物”的距离，也就是“实”――“实”的距离，我们东方人更倾向于“物”——“意”，也就是“实”――“虚”的距离。就像中国画，在我们的画面上，经常就“不画”了，不要小看了那些“飞白”，它们太讲究了，它们是距离，那可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的。我们的“距离”就在这一黑一白之间。 我的问题是，这怎么就成了我们的审美方式的呢，它怎么就变成我们的趣味的呢？简单地说，我们是怎么好上这一口的呢？其实，这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一定要挖掘一下它的由来，那我们就必须要提到《诗经》所建立起来的、伟大的审美传统。钟嵘在他的《诗品》里对《诗经》做过简略的、相对理性的分析，他说：“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这个大家都知道，“兴”是什么呢？钟嵘自己回答说：“文已尽而意有馀。”这句话我们太熟悉了，不动脑子都能明白。但是，我们仔细想过没有，这句话里头其实有一个次序上的问题，有一个距离上的问题，——就一般的审美感受而言，“文”就是“意”，“意”就是“文”，可是，“兴”所强调的恰恰不是这样，而是文“尽”了之后所产生的意，这就很不一样了。这才是我们东方的。“意”在“文”的后头，它构成了一种浩大的动势，一种浩大的惯性。我们东方诗歌所谓的“韵味”就在这里，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古诗的时候都能够体会得到。 当然，把“兴”这个问题说得更加明白的还是500年之后的朱熹。我们都知道，朱老夫子给“兴”所下过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很直白，那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把次序问题，或者说距离问题说的简单多了，你必须“先”言他物，你才可以“引起”所咏之词。——你想说“这个”，是吧？对不起，那你要先说“那个”。说过来说过去，“那个”越说越“实”；而“这个”呢，反而越说越虚，虚到可以“不着一字”的地步，你反而可以“飞白”，你反而可以“不写”。的确，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这个“意在言‘外’”。 我敢说，如果没有《诗经》，尤其是，没有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和理论探索，我们的唐诗就不会是这样，我们的宋词就不会是这样，我们的《红楼梦》就更不会是这样，可以说，是中国诗人曹雪芹写成了中国小说《红楼梦》。如果曹雪芹没有博大的中国诗歌修养和中国诗歌能力，《红楼梦》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是的，《水浒》这本书你让一个英国人来写，可以的，让一个法国人来写，也可以的，但是，《红楼梦》的作者只能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诗人。如果没有《诗经》和唐诗为我们这个民族预备好审美的集体无意识，曹雪芹绝对不敢写王熙凤“一步步行来赞赏”，打死他他也不敢这样写，那样写太诡异了。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是关于文本的。我不是“红学家”，有关“红学”我几近无知，我只是知道一点，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红楼梦》经历过特殊的增删，尤其是删。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这个《红楼梦》文本，是被处理过的。即便如此，我依然要强调，作为一个一天到晚“增删”小说的人，我想说，删其实也是有原则的，——既有历史现实的原则，也有小说美学的原则。它不可能是胡来，更不可能是乱删。某种程度上说，“删”比“写”更能体现美学的原则。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他删过《红楼梦》，我只能说，他能把《红楼梦》删成这样，他也是伟大的小说家。 由于能力的局限，我只是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谬误之处请老师同学们指正。 选自《钟山》2015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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