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是文学丛林中烂漫的山花。 盘点文学年成，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散文是大户，至少在数量上如此。盖因为，其表现手法简洁灵便，随意直接，加之有“三多”，即发表的园地多，读者多，作者也多。 文无定法，散文尤甚。换句话说，散文是似有则无的文体，似与不似、定与不定之间，就成全了散文写作的随意，有了众多作者。此外，一个重要之点，也是她的特色，亲历性和真实性，这形成了与读者情感上直接对接，就有了较高的亲和力。 过去一年，散文基本延续了传统路数，无非是亲情人情，亲历闻见的种种，无非是过往的生活，历史的回思追忆，现实的经历感悟，也无非是世相的描摹、情感的展现。在“写什么”上，散文的优势仍然是与生活保持零距离，既无所不能，也无远弗届。当下生活面貌林林总总，现代社会世相的驳杂斑斓，较为深入地呈现在当下散文创作中。平实、沉静、水波不兴，或可看作是近年来散文的面貌。如若寻找亮点，时下散文在思想层面上，有了新气象，思想让文字更为亮丽。或者说，随笔杂感式的文字，成为众多散文家的追求，即在“怎么写”上，有了更多人文精神的生发，有了思想情怀的提升，也有了理性之光的投射。轻灵随意之中，散文展示了思想的力量，理性的厚重。 散文彰显担当与情怀 在社会历史的重要转折期，恰逢重大的纪念和节庆，热点式的追踪，深重的历史情怀，散文家责任在肩，义无反顾，于是有了严正笔力和现实品格的作品，这突出表现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一些作品中。熊育群的《旧年的血泪》（《收获》），是对湘北一带战事的书写。李鸣生的《记住，是为了纪念》（《中国作家》）较全面地分析抗战留给人们的思考。题材的分量，见出了思想的成色。而散文的客观叙事与主体情怀的交融，纪念性的历史叙事，国难担当者的民族大义，追寻侵略者的暴行根源，在对某些战事的场面和人物事件描绘中，一一呈现。突出的是，既有历史资料的重新梳理，也展现出作家面对当下政治风云变化后冷峻而严厉的现实思考。 当下的经济大势和民生战略，在文学表现上，也许不必拘泥于某种政策的解读。可是，近距离感受，投身于变革纵深发展的春江水暖中，热切地感知，迅速地反映，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轻快的散文随笔文字，不能缺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些作品对当下风起云涌的经济形势的关注。有的作品，也许只是一隅一地，却举一反三，映照出时代变动和社会发展的光影气象。阿来的《海与风的幅面》（《人民文学》），从宋代泉州开埠时的商船陈迹，说到如今的“海上丝绸之路”，再到当今“一带一路”思路下相关地区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外向发展的历史过程，表明了一个新的经济生长点的背后是历史与文化的支撑。梅洁的《迁徙的故乡》（《黄河文学》），是对南水北调工程鄂西源头地搬迁户深明大义的付出与牺牲的书写，从故乡情怀与惠民工程，小家与大家，个体与整体，从事、理、情等等关系上，书写了国家重大工程的实施中，普通人的义举和贡献，作家隐忍的情感抒发，既有对百姓无私精神的称许，也有对诸多世事人情特别的感怀和思索。 情怀是散文叙述的无形纽带，也是文字亲和力的最好酵母。近来，回望和怀想的散文依然旺盛，写史怀人，为某些珍贵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着笔，古今勾连，风云际会，家事国情，从中记录时代光影与生活的脉象。即使一些怀念亲人、书写亲情、记录世相的作品，也给人以多方位的思索。陈忠实的《不能忘记的追忆》（《人民文学》）记录的是一件“文革”冤案，陕西户县农村读了师范的大队干部杨伟名，“文革”前就写文章主张分田责任制，“恢复单干”。“文革”中惨遭批斗，不改其志，夫妻双双受迫害自尽。这连累了从西安下来的大学生刘景华，因为对造反派迫害老干部的行为不满，又赞同杨景华的文章，惨受迫害，隐姓埋名。三十多年后，作者忆起他称之为“伟人”的“‘文革’冤情”的两位当事人，寻访他们（杨的后人和刘景华），心有记挂和纠结。作家的一段经历书写，既是情感的偿还，也是为这类写史忆往的文字留下印痕。孙惠芬的《母亲弥留之际》（《解放日报》）怀念中有祭奠，关注亲人的心灵世界的隐秘，那是亲情和人伦不能代替的，也是最容易忽略的。陈建功的《我和父亲之间》（《上海文学》）、梁晓声的《父亲的荣与辱》（《北京文学》）、田瑛的《未来的祖先》（《羊城晚报》）等，在对老辈人的一些行为做派与往昔亲情孝道的展示中，书写人生情感的种种状态。当年的情感纠结，在后辈的回想和追忆中，五味杂陈。亲情文化是人生的精神支撑，也许在最为隐秘的地方，才能够把握到本质。写亲情的文字，不只是仰视，细微之处也有隐秘的心结表达。眼下，回忆和亲情的文字近乎泛滥，唯有真切的思想光亮，才展示迷人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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