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书们通常很低调
虽然经常代表领导人参加一些会议，但秘书们往往表现得很低调。
“这很正常。”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参与过多部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工作，他表示，工作性质决定秘书必须低调，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首长，“新书发布会或者研讨会时，秘书一般是坐在席下听报告，不会发言也不会被介绍，会后秘书要向领导报告结果。”
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目前是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名誉会长。“他的秘书出席活动时，我们会制作铭牌，但不做介绍。”复旦管理学基金会的陶老师说，一般我们将秘书安排在第二排、李岚清正后方的位置，如果只有一排，就在首长旁边。
许多领导人退休之后，都会考虑将过去的工作文稿或讲话指示集结出书。“出版社不会跟首长直接联系，文字秘书在其中做桥梁。”张振明透露，“常委退下来后，至少有两个秘书，文字秘书和生活秘书。有时也会合二为一，文字和生活是同一个秘书在打理。”
在筹备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一书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常会在晚上12点接到李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转达领导对书的修改意见，甚至在2013年除夕晚上，贺还接到了秘书打来的电话，“说首长又有想法了，想改哪儿”。
在出版社正式介入领导人出书流程之前，也会有专门的文稿小组来负责领导著作的前期整理工作。在该小组中，领导人的现任秘书甚至是前任秘书都会参与。“这些秘书接触过很多工作文稿，一些他们可能也亲身经历参与起草，对文稿比较熟悉。”张振明透露，前朱镕基办公室主任、现任江西省副省长李炳军就是朱镕基多部著作的总协调人。
不过，跟领导人秘书打交道也有不少规矩。从外交部调到李总理身边工作的吕聪敏记得，有一天，他突然听说外交部定了一条规矩，凡与中央领导人办公室联系工作，事先应请示，而且只能由司领导打电话。“对此，我倒有点不习惯，我同礼宾司和地区司熟悉的人说，凡是同我联系工作，不必非要让司长、处长打电话，为了不误事，谁打都可以，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我这里24小时‘开门’。”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李岚清现在的秘书是中办的一个局级干部，复旦管理学基金会的陶老师说：“基金会有一个秘书长，是我们学校之前的党委书记（副部级干部），如果我们要向首长请示，一定是要通过党委书记联系他的秘书。”复旦管理学基金会中还有两位退下来的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他们两人目前的秘书都是处级干部，联系他们要相对简单些，陶老师说：“有事我们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
“大领导的秘书比较规范，中办管得很严，平时也不怎么出来。”陶老师对协会三位中央领导秘书的印象都不错，“他们看起来彬彬有礼，不像地方上有的秘书还是挺油滑的。”
领导历任前会安排好秘书的去处
普通民众倾于认为，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经历会为秘书往后的从政履历加分，但一些领导人秘书更多地从“领导人对自己的启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伍绍祖短暂地当过国家副主席王震的秘书，他这样形容自己的转变与成长：“有机会当秘书，对自己的学习、成长是很有利的，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充实自己，使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知识上成熟起来。我过去是一介书生，对政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在王震同志那里当了三年秘书，对我的成长进步有很大促进。”
黄桂芳在吴学谦去世后回忆：“学谦同志的以身作则、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作风，为我起到示范作用，让我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由秘书向使馆领导的角色转换。”从1991到1998年间，黄桂芳先后出任驻菲律宾大使、驻新西兰兼首任驻库克群岛大使，驻津巴布韦大使。
许多秘书不再为领导人服务后，大多走上了领导的岗位，而且在新单位往往担任“实职”。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吴邦国的秘书孙伟，从2000年吴邦国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开始给他当秘书。2003年，吴邦国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孙伟又担任了委员长办公室主任。2011年初，孙伟调任山东，成为省委常委、副省长，不久后成为常务副省长。
据《华商报》总结，由于国务院总理分管经济工作，其在任时的秘书很多离开首长身边后，会被调任经济部门。国务院总理原温家宝的秘书丘小雄，从2003年3月开始任总理办公室主任。2008年，丘小雄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三年后改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领导人退休之后，秘书一般是不会追随着继续为领导服务的。” 上述教育部人士这样分析，“体贴的领导一般会在距离退休前几个月到半年左右时间里，安排好秘书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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