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精神重新凝聚起中华民族 2014年，习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讲话中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在2015年的“九三”讲话中，他再次强调：“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回顾抗日战争，中国败给日本，既是硬实力较量的失败，很大程度也是精神层面的软实力较量的失败；而中国人民最终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苏醒和奋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残酷的辩证法，中华民族在被列强入侵的过程中开始了屈辱的历史，但又在屈辱中开始了民族复兴的艰辛历程。 （一）在受尽屈辱后开始觉醒 这种精神觉醒当然不是突如其来的。甲午战争，中国因战败跌入万丈深渊，但这次惨败又是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觉醒了。李鸿章马关签约，引发“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率数千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从此开始。1919年，又因不满“巴黎和会”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殖民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学生运动，也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都是日本侵略触发的，中华民族的现代意识开始苏醒。 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通过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提倡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西方式的农、工、商诸业。但慈禧及其身边的守旧人物因感到自身利益被损害，予以强烈抵制，并在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变法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戊戌六君子”被杀告终，“戊戌变法”成了历时仅103天的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虽然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但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用血唤起沉睡国民的思想启蒙。谭嗣同就是杰出的代表人物。慈禧发动政变后，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仍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但计划均告落空，于是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对来劝他出逃的人说了两句至今传颂的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结果，慈禧9月21日发动政变， 24日下定决心要以死“召后起”的谭嗣同被捕。在狱中他镇定自若，临刑前在牢房墙上写下绝命诗，其中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句，百年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维新不成，转而革命，从此之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视死如归的民主义士层出不穷。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膻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这是谭嗣同另一个湖南同乡陈天华写下的名句。他以30岁的短暂生命为后世留下了《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反帝爱国名篇。据《西行漫记》记述，毛泽东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少年时代对自己影响极大的一本书时说：“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说的这本书，就是盛行一时的《警世钟》，可见它确实起到了警示世人、催人猛醒的作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五四”运动的时候，世界上的工人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开始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也呼之欲出，中国人民要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另一方面，慈禧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在民国初年的军阀中依然很有市场，他们在混战中各自投靠一个乃至几个列强，对共产党等社会进步力量残酷镇压，直到蒋介石上台，很长时间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中华民族在精神上仍然呈现着纠结扭曲的状态。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筑起新的精神长城 “九一八”事变，终于使中华民族意识到面对的已不仅是屈辱，而是生死。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中华民族忍无可忍，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由此迸发，这就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整个中华民族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 中日之间的战争，始终是两个民族的精神较量。这一点，双方具有战略眼光的领袖人物都看得很清楚。1937年8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京发表演说称，日本“唯一目的是使中国屈膝，消失其战斗意志”。1939年，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反抗外敌侵略的斗争，始终未能摆脱屡战屡败的悲惨命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的软弱涣散，长期弥漫着一股失魂落魄的衰败灭亡之气。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中国共产党站了出来，坚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不仅为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重新凝聚起了全民族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仅始终坚持抗战，更重要的是始终坚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只有经过持久抗战，才能达到最后胜利。他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深刻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开展人民战争，这一条成了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的根本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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