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看来，焦虑也好，悲观也罢，客观理解中国中产阶级，评估这个阶层的未来，还是要用社会科学的眼光，剖析它的前世今生。
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中产阶级的诞生，有两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社会转型。
作为一种共时态的社会转变过程，全球化凭借资本、技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得以使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表现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或推广开来。
而作为一种历时态的社会转变过程，社会转型以市场转型为前导，继而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迁。
伴随着30年中GDP的狂飙突进，一些与市场相关的分配机制的介入直接导致了社会分层秩序的变化和中产阶级的产生：
（1）以市场价格来支付报酬，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为中产阶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由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国家权力和市场这两种基本力量控制资源的能力开始发生转变，这导致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改变，并进而影响到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发生变化。
（3）与市场化推进有关的税收制度、住房改革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成长，也为他们创造了生活想象的空间。
与西方中产阶级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级明显表现出经济诉求上的前卫与政治诉求上的后卫并存的特点。而未来，在民众与基层政府、民众与资本集团的冲突中，中产阶级是否能够独善其身开始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或许已经开始面临某种政治抉择。
▲ 周晓虹老师在讲演中（摄影：陆远）。
2 文化反哺： 从“爸爸教我的”到“儿子教我的”
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有两位父亲的两句话，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以至由此开启了我长达25年的“文化反哺”研究之路。
一位是我的父亲，还记得80年代中期，革命军人出身，一向“鄙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父亲，居然主动请求我教他穿西装打领带！这让我第一次觉得，儿子对父亲，不仅仅只有服从，也有文化上的反向影响。
另一位是父亲是我们南京大学的周宪教授。我记得很清楚90年代末有一次我们教授开会，大家争论一个有关电脑的话题，周宪脱口而出“这是我儿子教我的，不会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你们可能很难理解我听到这句话时候受到的触动——周宪是中国著名的美学家、大学者，现在他为了证明自己对，居然搬出自己的儿子！
那一刻，我一下子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反哺，在中国开始了。可以说，原先的教化者（亲代）与被教化者（子代）关系的颠覆成了我们这个特定时代最令人困惑的叙事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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