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以来，我先后访问了数十个中国家庭，了解文化反哺的多元面相。在我看来，文化反哺现象的产生，首先与1980年代后大规模的城市化有关。其次，与城市化相关联，中国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多也进一步促进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以及年轻一代自主性的增强。第三，也与市场化以及与市场化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有关。
历史的看，整个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迁，这变迁使得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这30年的剧烈变迁而造成的如此巨大的代际差异将不会再度重现。
▲ 研修班课程，在洱海畔的喜洲桃源码头举行（摄影：陆远）。
3 怨恨还是感恩？焦虑还是乐观？ 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心态
所谓社会心态，是一定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某些社会群体中的宏观、变动和突生的社会心理态势，在社会转型或变革时代常常有着最为突出的表现，也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最为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
无论是面对新的自然现象（如近年来愈来愈甚的雾霾）或社会现象（如引发强烈不满的贫富差距），社会成员在讨论或交流对其的看法时，他们总是借用熟悉的科学知识或社会信念（如公平、正义以及历史经验）予以锚定（解释），再形成新的具象化表征，由此形成一般社会共识即新的集体表征形式。而社会心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共识或集体表征基础上，经由个体认同形成的心理群体发酵、膨化而成。
在中国，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利益取代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开始主导人们的行为。这种集体主义片面强调集体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严重忽视个人的存在，不能实际地满足个人的正当需求，最终必然迫使个人去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求自己的发展，使得集体主义最终也只能徒具其表，成为一种“虚假的集体主义”。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2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上述“虚假的集体主义”开始发生崩溃，而作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极端漠视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一种反动，个人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甚至漠视集体、社会、国家的极端行为也不鲜见。由此，个体与群体（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再度紧张，甚至变得愈加尖锐。
未来，中国社会心理学如果真能够解决伴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千百年来受到过度压抑的中国人的个性的崛起或张扬，因与强大的群体（从家族到群体再到社会直至国家）制约间的持续紧张形成的对峙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够像我们的欧洲同行一样，与关注个体或小群体社会行为的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分道扬镳或独树一帜。
我们对费孝通先生向往的“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态秩序的理解，自然也就是每个人都能在群体或社会之中找到自己满意的位置，同时让自己的个性在我们民族圆梦的过程中自然张扬。 |
说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