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于1951年入伍，至1992年1月退休，曾先后做过业余“秘书”（1951~1954），兼职“秘书”（1955~1957）和公社秘书（1958~1963）。1963年10月入党，同年11月调临澧县委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1982年2月，常德行署任命为临澧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4月，当选为临澧县政协首届委员会秘书长。即使带了“长”，也只管文字材料，因为关系到党政机关“门面”。
1997年12月，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办公厅颁发了《荣誉证书》，授予“在党政机关办公厅（室）从事秘书工作30年以上”的荣誉称号。每当我看到这个红本本时，心情格外激动。下面就秘书工作感受最深的亲历和见闻作个回顾：
爱 岗
“秘书”算不得什么“官”，只是各级领导机关办公室的服务员，唯首长马首是瞻，得心应手，让领导役人如器，耳聪目明。我从入伍起，就羡慕这个有一张三屉办公桌，一块玻璃写字板，一把靠背椅，伏案写作的秘书工作岗位。因为从小就喜欢搞文字游戏，有写写画画的习惯。早在农村读初小时，常与小友一起编写顺口溜、七字韵歌词之类。1943年冬，我以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罪恶事实，编成“可恨日本兵，铁蹄踏国境，烧杀掳抡又奸淫，国耻要雪尽”等三棒鼓词，敲着“三一五三一”的锣鼓点，哼哼唱唱，其乐无穷。1944~1949年，趁在合口镇郑发记书纸铺学徒、帮工之机，一面学习印刷、装订工艺，一面挤时间看书、写作和练字。
1951~1954年，先后任合口镇供销合作社统计员和县供销合作总社印刷部经理，带五名印刷工人，专为县委、政府机关印制文件、图表、布告。由于我懂印刷技术，又热爱写文章，经常和人事科的徐联海，经理部的丁家毓，主动协助县供销社办公室刻钢板、印油印、写复写、校文稿和办黑板报。只要办公室领导一叫，“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因一心为公，母亲病逝，也不请假回家送葬，忙忙碌碌，整整做了四年业余“秘书”。
1955年私改，印刷部与城关镇几家书纸石印店合并，组成临澧县文具印刷部（后改为国营临澧印刷厂），由县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室主任彭天中兼经理，黄家福任副经理管政工，我任副经理管业务。厂里有关上传下达，文字报表和年终总结等文秘之事由我包揽，成为名副其实的兼职“秘书”。
1957年11月，被县委抽调农村搞整风整社，以周瑛同志为首的“鸣放”工作队，一行七人，肩背行李，来到杨板桥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观音庵农业生产合作社。我的任务是收集工作队“双整”进展、生产进度向乡政府办公室汇报，常给《临澧报》、县有线广播站投稿，几乎期期见报，天天上广播。1958年，调公社党委办公室，负责向县委汇报生产进度和工作情况，终于实现了进党政机关办公室做秘书工作的愿望，我非常珍惜这个梦寐以求，来之不易的岗位。一天深夜，县委办公室秘书孙风帆来电话找我收汇报，由于材料准备不充分，他提出的问题我一时回答不上来，对方有点动怒，我吓得不敢吭声。谁知我因夜间辛苦竟在办公室桌上把听筒放在耳边睡着了，醒来后也不知对方何时挂的话筒。这件事对我后来向上面汇报，提炼观点，准备情况受益不浅。在公社党委和县委办公室领导的关怀、培养下，政治水平、业务素质有所提高，向上汇报的农村情况，多次受到县委的表扬。为了工作方便，自费买了一部凤凰牌自行车和一块玻璃写字板（执铁笔写复写纸用），公家配一张三屉办公桌，算是秘书工作岗位的象征。当我努力工作，奋发有为之时，碰到了新的难题：我只是共青团员，不能列席（或旁听）党委会，不能及时了解党委的重大活动。从此，我暗下决心做好本职工作，创造条件争取入党。我牢记公社党委关于“组织上入党，首先必须思想上入党”教诲，通读了《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著）这本书，入党要求更加迫切。1958年冬，公社党委吸收新党员，我负责布置会场，用红纸写入党宣誓词，眼看他们举起右手，庄严在党旗下集体宣誓，心里激情翻滚。会后，我把这张“誓词”放入衣箱内，心想，总有一天要实现我的愿望。1963年10月，经公社党委副书记张运泉，组织委员黄继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那天，手捧保存了五年的那份“宣誓词”热泪滚滚，激动的说：党啊！我终于成了您的儿子，一定以做好秘书工作的实际行动为党争光！ |
说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