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珠海为例谈城市发展模式选择的几点思考

2010年，上海世博会聚焦了世界的关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功能的思考；2010年，经济特区建立 30周年再次把城市发展问题推向前沿。经过改革开放 30多年，我国经济特区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模式与模式之间在比较中走出了差异化的轨迹，评定孰优孰劣为时尚早，但预判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并进行经验的汲取与借鉴却十分必要。
    关于城市发展模式的“破”与“立”。30多年前，改革之初的重点是“破”，是解放思想，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经济体制先破先立，边破边立，于是开发区遍地开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GDP成了检验发展的唯一标准；30多年后的今天，发展的重点是“立”，因循守旧不行，“拿来主义”也不行，要有自己的路，要“立”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模式。“破”是先思想，后实践，“立”是实践后再升华；“破”是时点、时段，“立”是时期、可持续；“破”是找准点，“立”是连点成线、组线成面；“破”之后可能“立”不住，但“立”一定要先“破”好。珠海经济特区发轫之时，“三来一补”是珠三角的标签，而珠海不落窠臼，逆潮流打出高科技牌，1992年率先进行“科技重奖”，并明确了城市扩张的高门槛，统筹考虑GDP和幸福指数，甚至为“海上云天”放缓发展速度。珠海的“破”与“立”并非盲目也非脱节，表现出了很强针对性和协同性，所体现的是均衡持续发展的思路。
    关于发展目标之间矛盾的对立统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多目标”与“单一法则”的矛盾始终存在。功能单一型城市有内在的稳定性和模式的持久性，如奥地利萨尔斯堡（莫扎特故乡）的文化与旅游，美国夏威夷的休闲与度假，西雅图的航空与科技等。与之相对，综合型城市的发展目标之间、功能之间难免有矛盾并在实践中出现碰撞甚至冲突。“多目标”的城市首先要解决矛盾的对立统一，“既要”、“又要”在理论上存在可能，但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往往是以某个目标的成本换取主要目标的效益，“又好又快”在多数时间只能侧重其一。珠海提出“要顶得住传统发展模式的压力，抗得住一时快慢得失的干扰，守得住‘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底线，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其实是在“好”与“快”出现不一致时，把“好”放在优先位置上，以“好”为锚实现发展与环境的统一。
    关于城市发展的“桃花源陷阱”。珠海是我国第一个荣获联合国“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的城市，并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生态、环境、宜居、幸福的奖项和称号。《珠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坚持并强调了严格管理人口、落实好生态建设“四个百分百行动”（工业项目百分百进入园区、污水垃圾百分百达标处理、裸露山体百分百恢复绿化、节能减排百分百实现目标）。珠海生态优先原则和环境保护措施的成果是宜居的“桃花源”，又有濒临港澳、枢纽珠江口、辐射珠三角、连通全国的区位优势，定会产生人群集聚效应。再加上人才政策、社保和城乡统筹，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在珠海工作生活。这是一种“城市病”，膨胀之后招致不能承受之重。因此，珠海的发展要与珠三角、港澳乃至全国协调起来，太快、太超前则会落入“桃花源陷阱”，如何避免是珠海进入特区发展新时期的重大课题。
    关于发展模式的趋同和城市间竞争。新兴国家发展始终有不同程度的“羊群效应”，“出口导向型”、“加工工厂型”、“劳动密集型”等渐次出现，“工业园区”、“科技园区”、“招商引资”、“会展经济”等一哄而上，在新材料（如纳米等）、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核能等）领域也不乏同质、同构的现象。珠海提出了建设海港、空港、口岸枢纽，珠三角不少城市也如此；珠海提出了大学园区建设，珠三角不少城市也如此；珠海提出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三高”产业（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珠三角不少城市也如此；珠海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珠三角不少城市也如此。仅在珠三角区域内，城市间的趋同竞争已经很激烈，若放置在全国范围内，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城市发展模式同质化的背景下，珠海倡导“城市理想”，以生态文明的特色发展道路为路向，战略上兼顾港澳及珠三角其他城市，变竞争为竞合，差异化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构筑开放性格局。具体在产业上，以金融为例，珠海金融中心的定位不是泛指的、一般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即金融外包服务区、横琴金融创新区（人民币、美元、港币、澳门元四币交易市场，跨境产权交易市场，区域性资产交易市场，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和“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顺势而为是智慧，但有投机取巧之嫌；逆市而上也是智慧，却有不人云亦云之勇气，珠海诠释了这一“错位发展”的内涵。
    关于经济虚拟化趋势和发展的动力机制。进入21世纪，虚拟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不仅超越了实体经济，而且是实体经济的数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是具体的表现。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对应的除有形产品、物理产品外，还有无形的服务，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和房地产）是新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也是虚拟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2008年下半年始于美国的全球危机彰显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和虚拟经济巨大的系统风险，之后的“去杠杆化”就是要降低虚拟经济成分，强化实体经济基础。珠海面对全球金融危机，面对GDP由2007年的17%降到2008年的9.2%再降到 2009年一季度的-5.1%，既没有盲目投入，也没有简单为GDP而上马“短平快”项目，而是坚持高端定位，坚持科技为先，化传统发展模式之“危”为科学发展模式之“机”。2009年珠海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2.8:51.7:45.5，体现出现代城市均衡发展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重经济”固然不好，“轻经济”也不是完美的，越“轻”的经济虚拟程度越高，城市的产业空心化越容易产生，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度”珠海在谋篇布局未来发展时必须要破题。
    关于人口均衡、人才工程与制度设计。在“两型社会”的基础上，珠海嵌入“人口均衡型”的新元素形成“三型社会”的目标，与其产业政策相对应，珠海对人的需求是重质不重量和多元立体的。珠海把人口问题放在核心位置，人口、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统筹考虑，强调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和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其实质是要建立符合珠海发展特点和发展要求的人才工程。当然，吸引人才不是一蹴而就的，生态环境等宜居因素固然重要，教育、法制、人才储备、产业集群、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宜业因素更为关键。况且，人是流动的，流入的不全是人才，人才也不会一成不变（可能流出或变得不是人才），“人口”不仅有“口”，还有“手”，现在更有“脑”，是数量、质量、结构的复合概念。所以，珠海要明确城市定位，功能性中心的中等城市，产业布局侧重高端；继而进行制度设计，使城市人口政策制度化，准入门槛规则化，均衡的人口数量观、质量观和结构观须齐头并进。
            （作者系光大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