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重“术”不重“道”，终非长久之计

大众传媒时代，许多外来的时髦概念往往都不可避免被误读，甚至滥用。自从约瑟夫?奈从国际关系角度提出softpower概念之后，国内学界、报纸杂志频频引用，而且翻译多种多样，如“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等等。这些翻译一字之差，但在中文特定语境下旨趣甚远，这就引导专家学者逐渐离开国际关系视野展开不同的理论想象。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各种诠释都力图证明文化是一种力量，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以彰显文化的价值。随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写进党的文件，成为党与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主张之后，“文化软实力”一词普遍流行，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似乎就不言而喻了。
    将文化看成一种软实力，在现代西方的理论语境中似乎不能说不妥。自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以后，科技是生产力命题的提出也就有了理论依据。随着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将知识、文化理解为一种权力也是一种时尚。而在深受霍布斯丛林规则影响的英美国际关系理论中，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而得到追捧，也是不难理解的。
    但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文化与力量曾代表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前者为儒家的王道思想，后者为法家的霸道思想。儒家历来重视文治教化，强调以文化人，“文化”一词就出自儒家思想。以文化人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它是与“以力服人”相对立的。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可以说，从儒家的观点看，以力服人，就无文化可言了。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这种让人心悦诚服的“德”也是一种力量，一种感化人的“软力量”。
    晚清以来，中国人迫于不断挨洋人打的困境，终于醒悟到韩非子“当今争于力”的道理，懂得文化也是富国强兵的“力量”。在挥之不去的百年悲情中，国人对文化寄予太多期望，文化工具论也就很有市场，文化也一度沦为宣传工具，特别是在冷战时代。当然，在后冷战时代，只要丛林规则不变，文化仍然容易成为权力之争的工具。
    然而，在一般的对外文化传播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个悖论。如果外宣部门高谈“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高谈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的理论，传播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人们对我们的文化传播会很警惕，他们就会从冷战思维出发，担心我们利用文化做变相宣传，我们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就会受到严重削弱。实际上，在西方的文化外交中，文化软实力的运用需要非常高超的艺术。从今天披露的资料看，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熟练运用过“文化软实力”，将“冷战”变成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战争”。但是他们的高明之处就是能够将宣传做得不像宣传，因为他们不去强调背后的意识形态，而是强调文化亲和力与吸引力，强调文化的普遍价值。约瑟夫夜奈本人也承认，如果一国的文化包含普遍价值，就可以增强该国的文化软实力，而美国就受益于其普世文化。这里不排除美国人自我标榜普世文化，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事实，但是美国人高明之处也在于主动掌握文化制高点，以传播“真理”为己任，而这恰恰是一种成熟文化应有的终极关怀。
    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化软实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它是怎样起作用的。实际上，文化的本质力量就在于这种终极关怀，在于对高远之道的追求，在于人性之光的照耀。儒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性命关怀。有了这样终极的关怀，我们的文化才有天下意识，恪守“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信念，才能几千年来不断召唤我们，感化我们，让我们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今天，如果我们失去了对人类普遍命运的终极关怀，一切文化的创造，如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等文化创造还有高度与深度吗？没有这样的高度与深度，文化还能发挥其软实力吗？
    因此，如果说要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首先就要深刻认识文化的本质力量，提升我们的文化自觉，让文化回归终极关怀，回归“化成天下”的人文信念。只有这样，我们传承与创造的文化才能发挥其本质力量，散发出普遍魅力。没有对文化本质力量的深刻认识，就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就会矮化中国文化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诠释。没有对文化本质力量的深刻认识，就没有高远的文化关怀，就没有大国的文化气象，我们的文化就会甘于平庸，就没有伟大的创造，我们的文化建设就会止于“术”而失于“道”。
    全球化时代，也是媒介扩张时代，谁掌握了媒介，谁就掌握了权力。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容易造成一个假象，似乎媒介生产就是文化生产，传播的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这种假象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思路，似乎提高文化软实力就是提高文化传播力、影响力。为了提高这种传播力、影响力，我们就扩大传播力度、传播规模、传播效应。于是海外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的建立，媒体的扩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等就成为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有的甚至将用文化GDP来衡量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这就形成了当前文化软实力建设重“术”不重“道”、重形式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的局面，似乎文化传播手段的增强、文化传播载体的增加、文化传播范围的扩大就等于提高了文化软实力。
    不能否认，增加文化投入，抓紧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关心文化的内涵，不关心文化的价值，如果没有伟大的文化创造，学术、文艺都流于低水平的重复，那么即使文化产量上去了，文化 GDP上去了，这样的文化生产就如同物质生产、符号生产，这样的文化软实力最多就变成了文化“硬实力”。实际上，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之所以强大，不仅在于它是一个传媒帝国，更在于其传播能力背后有一套文化价值观与旺盛的文化创造力。
    因此，文化建设重“术”不重“道”，终非长久之计。没有文化之道的高远关怀，没有文化的伟大创造，那么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不过是文化之权、术、势的提高，而不可能是文化本质力量的提高。这种文化发展的思路不仅是危险的，也是无效的，因为没有心悦诚服的受众，文化也就不能落地。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文化何以谈得上“以文化人”，又何以“化成天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