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要“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的、全局性的瓶颈，必须把推动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突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结构瓶颈上。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总量目标：服从及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这一主攻方向
    第一，从经济增长来说，总量增长与结构调整共同构成拉动和支撑力量。
    经济增长，根本点还是在于需要足够的总量增长空间，即可持续增长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社会财富总量的稳定增长。因此，无论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总量增长仍然是目标和结果，总量目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不可少。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柱，是总量扩张的支撑点。没有有效的结构支撑，总量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没有合理的结构匹配，总需求和总供给难以达到均衡，要维持总量的稳定难度也是很大的。因此，结构调整合理了，并通过大力鼓励创新、创业来带动新的产业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的结构支撑的形成，对最终实现经济总量的持续稳定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从社会生产力的构成来说，反映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标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的质，一是生产力的量。
    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反映生产力总量水平的通常是 GDP，而反映生产力质的水平的则是经济结构。生产力是由质和量两个方面构成的。因此，GDP的增长是发展生产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升级也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总量的不断扩张和质量的不断优化升级，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内容、发展要求和发展途径。
    第三，在不同阶段，要抓住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主要制约瓶颈，将其作为解决经济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主攻方向，作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区分两种制约因素，即总量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由此，也需要认识和区分制约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两种瓶颈，即一种是结构性瓶颈，一种是总量性瓶颈。总量性瓶颈是指总需求和总供给出现不均衡现象，造成经济过热或过冷，从而影响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结构性瓶颈则是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问题，难以支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来看，结构问题十分突出，已超过总量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主要瓶颈。因此，把结构调整问题放在重大的战略位置上来看待，强调要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而总量目标则相对处于次要矛盾的方面，应当服从及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这一主攻方向。
    第四，一定要充分认识总量困难背后更带有根本性的结构原因。
    中国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许多问题，其产生原因有时并不在经济总量上（虽然它会表现为总量困难），而是由经济结构的扭曲或内在的变动趋势引起的。比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仅就劳动力成本而言，其可能是个经济总量方面的问题，由于要素成本、资金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所导致。但如果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看，由于有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并且这些劳动力要在城市中生存下去，还要生活得好，要获得和原来的城市居民一样的发展空间和经济社会权利，这些问题就表现为劳动者要求比过去更高的工资和待遇，这就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诉求。从这个方面看，问题就不仅仅是经济总量问题，它实际上是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匹配问题（简单劳动力供给过剩，有技能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等等。在此情况下，如果仅考虑用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去刺激就业，就难以真正达到促进就业可持续增长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总量问题背后的结构原因，并以此制定和实施更有具体针对性的政策。
    今后的政策重点：总量稳住，结构突破
    党中央国务院所强调的“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是今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实施的核心。“稳”就是稳住总量，力求在使国民经济运行不出现大的波动的情况下，使总量因素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保障条件、有利环境，而不会成为干扰阻碍因素。“进”就是突破结构，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上力争取得大的突破。
    第一，从需求管理为主转向需求和供给管理并重。
    一般应对总量性瓶颈，基本的经验就是由政府进行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需求管理”，即通过对构成需求的“四驾马车”——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出口这四个方面，进行扩张性或收缩性的管理，以达到熨平经济波动的目的。这种需求管理的主要政策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这种单纯的需求管理，被历史经验证明，就有些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因为结构问题，是属于供给方面出问题了，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而不是市场需求不足。这时如果继续采取单纯的需求管理政策，一方面会刺激虚假需求，从而会带来固化原有产业结构和扭曲市场需求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妨碍着资源按照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流动配置。这是就需要采取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通过需求管理达到稳定总量的目的（注意不是刺激总量），另一方面促使资源及市场主体的行为向结构调整的方向倾斜。
    第二，在政策手段上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为主。
    最突出的政策选择就是减税及优惠税收政策。通过减税把更多的收入和资源留给企业和居民，在通过优惠税收政策把这些资源和收入引导到创新和创业上去。这样，通过企业和居民的“两创”行为，培育出新的产业增长点、就业增长点、收入增长点，从而达到结构调整的效果。收入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向民生倾斜的收入政策的调整，则直接有利于增加内需，能够有利于达到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要求：即“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第三，总量调控的主角是政府，结构调整的主角应是企业和居民。
    在政策调控重点转变的时候，还需要明确在内容不同的调控中，主角是不同的。政府掌握着财政和央行，因而在总量调控中，必然会居于主角的地位。而在结构调整中，需要找到财富的新的增长点，而直接掌握生产力创造财富的主体是企业和居民，因而结构调整的主角就应当是企业和居民。因此，在结构调整中，就需要注意着重解决如何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居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问题，着重解决其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社会、体制、政策环境问题。而这样的政策调整，是符合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四个着力”的精神的，即“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心：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
    第一，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决定市场经济基本的供求格局。
    在我国，经济结构问题及其调整任务，复杂多样，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十分繁重。有些经济结构问题是需要相当长的调整时期才能见到成效的，如城乡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等；有些结构问题难以以我为主进行调整，如国际经济结构问题。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如以5—10年为限）能够以我为主并可以取得重大进展的结构调整，应属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两大基本结构问题。
    再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产业结构形成社会基本的供给结构，而收入分配结构则形成社会基本的需求结构。着力于这两大结构的调整，有助于形成市场的供求均衡，从而为总量扩张确立强有力的结构支撑。产业结构的调整、稳定和扩张，为经济总量的扩张，从供给的角度提供推动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产业革命，以及产业的优化升级。收入分配结构的格局及其变动，则会决定市场需求的格局及其总量，从需求的角度为国民经济总量扩张提供拉动作用。而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相互匹配，则从根本上决定着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在总量和结构上是否匹配，从而也就决定着国民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内容。
    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否相互适应的一种反映。国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业结构，代表了这个国家在该阶段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而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收入分配结构，则代表了该阶段社会的基本利益关系格局，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着眼于生产力的改进和发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是着眼于生产关系的调整改善，两者相互适应和促进，则会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两轮驱动，克服总量困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我国当前总量困难也是十分突出的，一方面面临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面临着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压力。从国内的情况看，这两方面压力的并存，来自于“双过剩”问题的存在，即产能过剩和金融资产过剩（流动性过剩）的并存。
    首先，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已存在相当长时间。从产能过剩来看，问题表现得既普遍又严重，且长期未得到根本改观。其次，金融资产过剩问题已成为严重压力。从金融资产过剩的情况看，我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显现出流动性充足甚至过剩的状况，同时由于各行业普遍产能过剩，也使得向产业投资的空间变得相对狭窄，更加剧了金融资产过剩的状况。央行的流动性投放量一直很大（这方面有抵御国际金融危机、拉抬经济总量的考量）。民间金融资产也呈现过剩态势。虽然缺乏清晰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可以从2009年以后全国房价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逆势迅猛抬升的事态中，看到民间金融资产数量充足而又苦寻出路的状况。
    “双过剩”问题带来了极大的总量困难。一方面，产能过剩使得企业效益和投资效益大幅度下滑，市场竞争态势严峻，经济增长难以从供给方面获得足够的增长空间和增长推动力，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同时，产能的普遍过剩又带来社会就业机会不足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大量过剩的金融资产在不愿或无法进入消费领域和产业投资领域的情况下，势必集中涌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资产类市场以及初级产品市场和要素产品市场，形成严重的投机浪潮及资产泡沫，大幅度抬升资产类商品、初级产品、要素产品价格，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
    这种“双过剩”现象的存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总量问题，而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的集中而突出的反映。要从根本上摆脱这一问题的困扰，就需要找到过剩产能和资金的出路，而这些出路，既不能是再一味扩张产能，也不能搞成泡沫经济。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把结构调整与消化过剩的产能和资金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有效途径就是一方面大力推动创新和创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就业、新医改、城乡统筹、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工程，从而推动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这两个方面的结构调整有机结合，将会形成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和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效应，即双轮驱动的效应，在短期内有助于我国经济摆脱“硬着陆”的阴影，在长期内则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必要而有力的根本举措。
作者：谢鲁江